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东南约7公里处，地处茅山和长荡湖之间，周边水网密布。遗址于1985年被发现，1993年至1998年，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六年的考古发掘。

2022年，为配合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和金坛区博物馆组成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结果表明，遗址四周有围沟环绕，中心发现一座面积近10000平方米的疑似人工堆筑的黄土台，遗址主体堆积为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遗存，年代大约在距今6300~5500年，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

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布设探方800平方米，包括南部墓葬区（90年代发掘区域）、中部土台和北部居址区三部分。发掘工作从4月开始，截至目前，揭示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宋代和明清时期遗迹570余座，其中墓葬345座、灰坑210座、房址12座、壕沟1条、陶窑1座、水井1座。出土陶、玉、石、铜、骨、蚌、象牙器等遗物1000余件。

新石器时代遗存

三个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差异较大。南部墓葬区大体可分为六层，除了表土层和②层外，均为新石器时代堆积，年代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地势北高南低，北侧④层以下为人工堆筑的螺蛳壳和蚬壳层，南侧则不见。中部发掘区大部分为黄土台，除房址、墓葬和灰坑等遗迹外，未见文化层。土台外围勘探可见两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北部发掘区地层堆积与中、南部均不相同，目前仅揭露出③层，年代相对较晚，大体相当于崧泽文化中期。

发现灰坑200余座，平面形状大多为圆形或弧方形，以直壁或斜壁为主，少量灰坑略呈袋型。出土遗物普遍不多，有少量陶片、兽骨、石器和炭粒等，初步浮选发现不少炭化稻。北部居址区发现5座近方形红烧土坑，形制特别，功能不详。房址12座，其中早期房屋大多仅见柱洞，分布密集，疑与干栏式建筑有关；晚期房屋一般为地面基槽式，红烧土木骨泥墙。

遗址中心发现的黄土台近方形，疑为人工堆筑而成。其北部边缘有少量崧泽文化中晚期墓葬，保存很差，仅见骨骼粉末，绝大部分无随葬品，等级较低。此外，还发现数座灰坑和一座陶窑，后者虽破坏严重，但仍保留了烟道和窑室。这些遗迹很可能是土台原始功能丧失后形成，据此推测，土台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崧泽文化中期。在紧贴土台的东部边缘，发现一条宽约8.2、深约1.9米的南北向壕沟，沟内堆积可分六层。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崧泽文化陶片，但①~⑤层中还有零星印纹硬陶片，⑤层下还发现一座商周时期水井。可知壕沟的始建年代为崧泽文化时期，或与土台同时，在商周时才逐渐废弃并被填平。⑥层堆积中夹杂大量红烧土块，不见水相沉积迹象，⑥层下发现2座马家浜晚期灰坑。

墓葬数量巨大，已发现并清理319座，主要分布在南侧墓葬区，人骨保存较好。绝大部分为单人一次葬，另有二次葬41座，仅发现2座双人一次合葬墓。均为竖穴土坑墓，未发现葬具，但相当一部分人骨有被包裹后下葬的现象。单人一次葬大多仰身直肢，头朝东北、脚向西南，另发现侧身葬8例、屈肢葬2例和俯身葬1例。

因密度过高，许多墓葬被扰动或打破，颅骨或其他身体部位缺失；有的墓葬则将其扰动的人骨放置在填土中；地层特别是螺蛳壳和蚬壳中也有不少散布的人骨残块。或许正因如此，发现一些葬俗独特的“合葬墓”。不同于史前常见的典型合葬墓，这些“合葬墓”内个体的埋葬时间有一定差异，墓圹范围并不相同且不具空间规划。实际上，它们应当是不同的墓葬，只是晚期墓葬在挖掘墓圹时并未惯常地将早期墓葬的人骨破坏，相反，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前者对后者进行了小心的暴露处理，然后直接将死者和随葬品放置到早期人骨上。细节显示，晚期墓葬人骨与早期墓主骸骨紧密贴合，甚至在水平深度上低于早期人骨。当然，这个过程也有不可避免的扰动迹象，比如颅骨有因挖掘破坏产生的孔洞、尺桡骨的轻微位移等等，甚至发现有为了晚期墓底的平整而将早期墓主颅骨移走的现象。这些墓葬有两种形式：一次葬的“合葬”和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后者更为常见，分两种情况：一是二次葬人骨叠放在一次葬的人骨（一般是头部）之上；二是一次葬（主要也是头部）放置于二次葬的人骨上。

出土遗物

尽管发掘尚未完全结束，但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大致可以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居址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蚌红陶为主，腰沿平底釜数量较多，鼎足亦有少量发现；墓葬则大量随葬小型明器，器型以豆、罐、钵形鼎等为主，玉器则仅见玉珏和玉璜，此外墓葬中还出土有骨簪、骨匕和鹿角靴形器等。这一时期文化面貌受“骆驼墩文化”影响较大，但墓葬形制和葬俗有所不同。此类遗存在高淳薛城、溧阳秦堂山和东滩头等遗址也有发现，年代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

中期遗存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居址中夹蚌陶数量锐减，夹砂灰陶和磨光黑陶数量增加，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也较多，此外还有少量白陶。器型以铲足釜形鼎为主，体型较大，带鋬釜、豆、钵和罐也有发现。墓葬出土陶器数量较少，一般是鼎和豆的组合，鼎同样为小型明器，豆则包括钵形豆和匜形豆，豆柄上方往往有算珠状凸起。普遍随葬石器，包括石钺、石斧、石锛和石刀等。玉珏、玉璜和玉管大量出土，骨簪、骨筒、骨针、骨锥也很丰富，不少墓葬还随葬象牙耳饰。有的遗物比如石钺和象牙饰上还涂有朱砂。此类遗存是遗址的主体堆积，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末期至崧泽文化早期。

晚期居址出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型有铲足和鱼鳍形足釜形鼎、浅盘豆、鼓腹罐、圈足壶、觚形杯等。墓葬出土遗物很少，仅见黑陶豆和玉镯、玉璜等少量玉器。此类遗存发现不多，属于典型的崧泽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其中晚期。

初步认识

三星村遗址地处宁镇地区、宜溧山地和太湖北侧之间，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受到这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多元特征。遗址早期受骆驼墩类遗存影响较大，但墓葬亦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在相当于崧泽早期的遗址鼎盛阶段，遗存中可见诸如黄鳝嘴-薛家岗、北阴阳营和崧泽文化等多种因素，且来自西部的表现更加明显。到了晚期，在典型崧泽文化进入本地区后，遗址迅速衰落并遭到废弃。三星村遗址的发掘或能为理解崧泽文化的扩散以及凌家滩的崛起提供新的背景信息。

遗址面积较大，墓葬多且密集，暗示当时人口众多；发现的黄土台、壕沟和贝壳堆筑的墓地等表明当时社会已对聚落有相当明确的规划，且有能力动员、管理人群从事一些公共工程；少量墓葬尺寸大，随葬玉器、象牙、朱砂和刻纹骨器等高等级物品，显示出人群的分化。可见，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后（崧泽文化早期），三星村遗址已初显社会复杂化迹象，为研究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古国时代”早期的又一珍贵样本。

遗址鼎盛时期玉石工业发达，对墓地初步的历时性观察也可见玉石器生产与社会复杂化契合的现象。这一特征与北阴阳营文化以及稍晚的凌家滩文化一致，或许能为探讨复杂社会中权力的来源提供新的视角。

墓葬中人骨保存较好，发现了许多以往未见的丧葬行为，为理解这一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为诸如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工作提供了长江下游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执笔：李默然 龙啸 葛巍 李倩 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