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垣城遗址位于河北省肃宁县窝北镇雪村村西。据有关文献记载,公元前350年燕国在此置武垣县。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赵外攘地北至燕,武垣县归属赵国。汉代仍置武垣县于此,西汉属幽州涿郡,东汉属冀州河间国,北朝时期属瀛洲河间郡。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武垣县并入河间县,此后逐渐废弃。武垣城始建于战国,兴盛于两汉,废弃于隋唐,有近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遗址附近曾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2013年3月,武垣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肃宁县文保所收藏有两件武垣城遗址出土的汉代鎏金嵌贝铜龟。铜龟身长12厘米、宽6.5厘米。龟体为铜铸,昂首,作爬行状,背嵌蚌壳,通体鎏金,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由于年代久远,鎏金已大部分已脱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武垣城遗址周围许多墓葬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挖出的文物被破坏而抛之于野。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即是在此时出土,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文保所工作人员杨月和征集到肃宁县文保所收藏,现借展于沧州市博物馆。
那么,这两件铜龟在当时是做什么的?
其实,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叫作席镇。在汉朝人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桌子、椅子、凳子之类的高型家具,当时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地上铺席,坐于席上。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是席地而坐,如读书讲座、朋友宴饮、会客座谈等,都是坐在席子上进行的。即便是在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的人家,屋里也只有矮床、几案、屏风之类的简单家具。矮床即可用于睡觉,也有坐具的功能,上面也要铺席。席子多由芦苇、蒲草、藤条等编织而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落座时席子还容易移动。《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记载:“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代草席易卷的特性。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需要在席子的四角压上重物,使其平整,席镇就是席子四角的压件。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席镇在春秋时期已出现,战国时非常流行,那时的席镇造型还比较简单,一般做成秤锤的样子,只起到镇压的作用。到了汉代,席镇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鼎盛时期,制作越来越精美,造型也多种多样,有虎、豹、鸟、羊、鹿、熊、龟、蛇以及人物等,并有鎏金、错金、嵌贝等装饰工艺。汉代的席镇已是实用器和艺术品的完美结合。席镇的材质非常多样,最初的席镇多为玉石材质,汉代时青铜材质较为多见,也有金质和银质等。从工艺和材质来看,席镇并非普通百姓使用之物。
“席”在中国古代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身份不同,用席的数量也会不同。《礼记·礼器》中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是说,天子的坐席有五层,诸侯的坐席有三层,大夫只有两层。《论语》中也记载:“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这说明“席”是古代礼仪的基本要求,且明显是对古代贵族阶层的要求。普通百姓即使家中有席,也不会对席子有过多要求,即使需要压住席子,各类重物均可,没有条件使用材质珍贵、工艺繁复的席镇。
武垣城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席镇背嵌蚌壳,蚌壳润泽光亮,同时龟体还采用了鎏金工艺。鎏金是一种将金和水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器物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以提高器物光亮性和色泽度的传统工艺。在战国时期,我国便有了在青铜器物上鎏金的技术,到了汉代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鎏金器物在当时颇为流行。青铜器本已华贵,再鎏上金子,更显贵气逼人。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镇在反映出汉代高超的铸造工艺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奢华生活。1994年8月,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镇被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因为席镇是用来压住席子四个角的,所以一组完整的席镇一般由四件组成,另外两件是出土时被损坏而丢弃,还是没有被发现,现在还不得而知。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民族生活习俗的传入,开始出现了新型坐具如“筌蹄”“胡床”等。筌蹄类似于后来的绣墩,胡床类似于今天的马扎,这些坐具的出现为垂足而坐的习俗提供了可能。到隋唐时,桌、椅、凳、墩等高型家具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此后,我国古人的坐姿习俗逐渐由席地而坐进入到垂足而坐的时期,而用于压席的席镇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席镇虽已消亡,但压平物品的需求依然存在,由席镇演变而成的“镇纸”在文人雅士的书房中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