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垣城遗址位于河北省肃宁县窝北镇雪村村西。据有关文献记载，公元前350年燕国在此置武垣县。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赵外攘地北至燕，武垣县归属赵国。汉代仍置武垣县于此，西汉属幽州涿郡，东汉属冀州河间国，北朝时期属瀛洲河间郡。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武垣县并入河间县，此后逐渐废弃。武垣城始建于战国，兴盛于两汉，废弃于隋唐，有近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遗址附近曾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2013年3月，武垣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肃宁县文保所收藏有两件武垣城遗址出土的汉代鎏金嵌贝铜龟。铜龟身长12厘米、宽6.5厘米。龟体为铜铸，昂首，作爬行状，背嵌蚌壳，通体鎏金，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由于年代久远，鎏金已大部分已脱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武垣城遗址周围许多墓葬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挖出的文物被破坏而抛之于野。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即是在此时出土，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文保所工作人员杨月和征集到肃宁县文保所收藏，现借展于沧州市博物馆。

那么，这两件铜龟在当时是做什么的？

其实，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叫作席镇。在汉朝人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桌子、椅子、凳子之类的高型家具，当时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地上铺席，坐于席上。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是席地而坐，如读书讲座、朋友宴饮、会客座谈等，都是坐在席子上进行的。即便是在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的人家，屋里也只有矮床、几案、屏风之类的简单家具。矮床即可用于睡觉，也有坐具的功能，上面也要铺席。席子多由芦苇、蒲草、藤条等编织而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落座时席子还容易移动。《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记载：“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代草席易卷的特性。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需要在席子的四角压上重物，使其平整，席镇就是席子四角的压件。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席镇在春秋时期已出现，战国时非常流行，那时的席镇造型还比较简单，一般做成秤锤的样子，只起到镇压的作用。到了汉代，席镇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鼎盛时期，制作越来越精美，造型也多种多样，有虎、豹、鸟、羊、鹿、熊、龟、蛇以及人物等，并有鎏金、错金、嵌贝等装饰工艺。汉代的席镇已是实用器和艺术品的完美结合。席镇的材质非常多样，最初的席镇多为玉石材质，汉代时青铜材质较为多见，也有金质和银质等。从工艺和材质来看，席镇并非普通百姓使用之物。

“席”在中国古代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身份不同，用席的数量也会不同。《礼记·礼器》中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是说，天子的坐席有五层，诸侯的坐席有三层，大夫只有两层。《论语》中也记载：“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这说明“席”是古代礼仪的基本要求，且明显是对古代贵族阶层的要求。普通百姓即使家中有席，也不会对席子有过多要求，即使需要压住席子，各类重物均可，没有条件使用材质珍贵、工艺繁复的席镇。

武垣城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席镇背嵌蚌壳，蚌壳润泽光亮，同时龟体还采用了鎏金工艺。鎏金是一种将金和水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器物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以提高器物光亮性和色泽度的传统工艺。在战国时期，我国便有了在青铜器物上鎏金的技术，到了汉代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鎏金器物在当时颇为流行。青铜器本已华贵，再鎏上金子，更显贵气逼人。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镇在反映出汉代高超的铸造工艺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奢华生活。1994年8月，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镇被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因为席镇是用来压住席子四个角的，所以一组完整的席镇一般由四件组成，另外两件是出土时被损坏而丢弃，还是没有被发现，现在还不得而知。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民族生活习俗的传入，开始出现了新型坐具如“筌蹄”“胡床”等。筌蹄类似于后来的绣墩，胡床类似于今天的马扎，这些坐具的出现为垂足而坐的习俗提供了可能。到隋唐时，桌、椅、凳、墩等高型家具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此后，我国古人的坐姿习俗逐渐由席地而坐进入到垂足而坐的时期，而用于压席的席镇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席镇虽已消亡，但压平物品的需求依然存在，由席镇演变而成的“镇纸”在文人雅士的书房中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