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一万年”文化史建立在对农业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上，农业带来的定居和食物生产孕育出了数千年后的早期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夏商时期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是农业。上层建筑还可以影响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复杂社会的社会管理机制能够有效作用于农业生产和管理。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一窥早期国家阶段社会管理的窗口。笔者拟结合近年来夏代“粮仓”遗存的新发现，讨论这一时期出现的储粮现象以及与早期国家的关系，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较为明确的粮仓

目前基本确定夏文化时期作为粮仓使用的遗迹共发现四处，包括时庄、彭家庄、皂角树以及东下冯遗址，除彭家庄遗址尚未公开发表考古报告（不可知具体形制外），其余三处粮仓可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以皂角树遗址为代表的地下储粮窖穴，一种是以时庄遗址为代表的地上储粮设施。

首先，地下储粮窖穴的建造具有历史继承性。窖穴的演变与人类定居相伴随，自定居出现人类就已开始挖掘窖穴以进行储藏，早期储藏窖穴并不单单存放谷物。但随着定居与农业的发展，对于粮食的存储逐渐成为一类窖穴的固定功能，且这类建筑随着人类社会复杂化变迁呈现出了由简至繁、由粗糙到精细的变化特点。目前皂角树和东下冯遗址中发现的地下储粮窖穴在规模大小以及精致程度上较前期更进一步，但仍可以看出是延续了新石器时代储粮窖穴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强的历史继承性。

其次，储粮设施发生了新变化。例如，时庄遗址内共发现有29座仓储遗迹，按其形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地上建筑，平面形状为圆形；第二类为地面建筑，有圆形和近方形两种。就粮仓单体建筑来说，此次发现的储粮建筑打破以往地下储藏方式而转变为地面或地上干栏式粮仓，这种粮仓的建造方式、规模大小是整个新石器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对于这种新出现的特征，就粮仓的管理方式看，新石器时代的储粮窖穴大多分布在居址周围，即便在个别遗址中发现有数量较多且分布较为集中的粮仓，也为集体或部落氏族所共有，此时并未发现对粮仓进行单独管理的迹象；而时庄遗址粮仓周围分布的排水沟可能为管理人居住的联排房，以及城外环壕都表明功能指向单一的“粮仓城”，这可能是早期国家建立初期统一管理的体现。

这一时期粮仓经历了从“地下”向“地上”的转变，除对新石器时代地下储粮窖穴建造方式进行继承外，还发展出了专门的单体建筑，甚至是储粮聚落，这或是从较为松散的区域化管理到早期国家“宏观调控”的直接体现。同时时庄遗址粮仓的大量发现也为我们了解早期国家建立初期的经济管控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储粮遗迹增多或可说明早期国家建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管理机制开始作用于各个层面，单一功能的、专门化储粮设施就是其表征之一。

其他疑似相同性质的建筑遗迹

如果说以上遗迹基本可确定为储粮设施的话，那么鹿台岗、二里头以及朱丘寺遗址中均发现了相似形制的遗迹，有关它们的性质与功能值得我们进一步辨析。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将判断不明的遗迹与祭祀相联系。如因鹿台岗以及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圆形建筑较早，且类似遗迹很少，因此早期研究者对于此类遗迹功用和性质的判断多从祭祀的角度加以解释。但随着更多考古材料发现，以及在文明起源、社会复杂化等相关学术课题引导下，有关农业经济与文明的关系问题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在此之下，曹大志先生针对二里头遗址中两处圆形建筑，结合民族学相关材料加以论证最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应是圆形干栏式粮仓。那么，是否鹿台岗遗址特殊建筑的性质和功能也应重新审视？就建筑特点看，早在处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黄山遗址中就发现过形制十分相似的干栏式粮仓，时庄遗址发现的粮仓也更加说明了此种形制的特殊建筑很有可能为粮仓；并且在Ⅱ号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完整的装有炭化粮食颗粒的陶罐更是提供了储藏植物遗存的直接证据，因此鹿台岗遗址中发现的Ⅱ号建筑极有可能也是一座粮仓。此外，与时庄遗址年代相仿的朱丘寺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遗迹，即使现在缺少明确植物遗存鉴定结果，但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相关联的居住联排房布局都与时庄遗址表现出共性，那么有理由相信这些遗迹也是储粮建筑。

除了地上单体建筑外，疑似地下式粮仓也有发现。在东赵遗址小城区内的“仓储区”中发现的H488，为圆形袋状坑，坑壁有明显防潮加工痕迹，坑底似曾有铺垫物，就其形制与建造工艺来说与皂角树遗址发现的粮仓十分相似。一个旁证在于，该遗址植物浮选出大量粟、黍等植物遗存，因此灰坑很可能为储藏这些粮食所建造。

时庄、鹿台岗以及朱丘寺遗址大致处于同一时间范畴内，二里头遗址中的这两处单体建筑则相较于前者晚了上百年，但这四处建筑在形制上却如出一辙，相似性或许指向的是在早期国家阶段社会组织控制下的“标准化建筑”，更进一步预示着早期政权对“粮食安全”的重视。

粮仓与早期国家复杂化的关系厘测

储粮设施是农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的有效表征，有了大量粮食剩余才需要储藏与再分配，复杂社会的多级化管理在这种机制下应运而生。

当前学界有关夏代经济的研究多是依靠植物考古遗存来判断生计方式或集约化农业耕作技术，但从早期国家制度层面去探讨农业经济发展的确甚微，粮仓的多处发现或是来探讨这一问题的较好契机。如果我们放长时间段来看，更早的仰韶时期淅川下王岗以及龙山晚期的陶寺遗址都曾发现过圆形陶仓，这表明地上粮仓的建造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就已出现端倪。夏代之后的商周时期，甲骨文及金文上有关于“?人”的描述；《周礼》中记载：“仓人掌粟”，“廪人掌九谷之数”；《史记·殷本纪》中也提到：“（殷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等，这些记述表明，商周时期或在粮仓建造、专门化粮食管理制度上已较为成熟和完善。那么作为承上启下发展的夏代，应是这种管理模式的创立期。

考古材料上看到的是，时庄、朱丘寺再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圆形干栏式建筑在形制上的一脉相承是否是国家管控下的官仓，而时庄以及朱丘寺遗址中发现的居住联排房又是否为专门管理者所居住。综上，在夏代多处遗址中出现形制相同的粮仓并不是偶然，具有统一规划、相同建造方式的粮仓是早期国家形态下的产物，粮仓规模的区分以及建造难度的不同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复杂化进程。

三代考古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复杂化，而社会复杂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作用于各个层面之上。随着当前更多考古材料发现，预依托集约化农业建立起来的早期政权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就需要在社会组织和具体考古遗存之间寻找到可能的关联，因此与农业经济密切相关的粮仓建筑理应在日后的研究以及田野发掘中得到更多重视。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