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李伯谦先生以磁县下七垣遗址为基础，提出了下七垣文化的命名。三十余年来，作为文化命名地和核心分布区的河北地区，积累了丰富的下七垣文化考古资料，各方面探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若干疑义问题和分歧，因此有必要对下七垣文化的探索历程做一回顾与展望。

从先商文化到下七垣文化

下七垣文化的探索缘于先商文化研究，而下七垣遗址最初被确认属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性质。1979年，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刊布，发掘者将第4层遗存归为二里头文化，将第3层遗存纳入商代早期。1980年，邹衡先生提出了考古学意义的先商文化概念，将成汤灭夏以前的商文化称之为先商文化，并划分为三个类型：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其中漳河型分布的核心地域为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下七垣遗址第3、4层遗存皆属于漳河型。当时，漳河型文化的主要遗址有：安阳梅园庄、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和界段营、临城三岐等；辉卫型文化的主要遗址有：新乡潞王坟、辉县琉璃阁等。很明显，先商文化这一概念的出发点虽然基于族属性质，但其主要承担着考古学的意义，因而属于一个兼具双方属性的复合概念。1989年，李伯谦先生提出，漳河型、辉卫型一类遗存似可以下七垣遗址第3、4层为代表称为下七垣文化。自此，先商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两个概念开始并用，但它们的侧重和含义有所区别。1999年，孙华指出先商文化的概念可以用于族属判断，但不适于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关于两个文化概念使用的争议，2008年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总结说，先商文化这一概念在考古学探索领域的使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下七垣文化既不是对先商文化的简单改称，也不是一种可以互用的替代，两个概念的并用标志着先商文化研究进入成熟时期。

下七垣文化的北部边界

下七垣文化北部界线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争议。1991年，沈勇将冀中地区的先商文化遗存称之为保北型，由此将下七垣文化的分布北拓至易水流域。1999年，张渭莲将保北型从下七垣文化系统之中单列出来，称之为下岳各庄文化，推定其性质为有易氏部族的文化。至此，关于下七垣文化北部界线的认识产生分歧。但长期以来，由于冀中地区先商时期的考古发现比较有限，因此关于下七垣文化北部遗存的认识一直处于存疑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冀中地区先商时期考古发现突然迸发，发掘了一批重要的遗址，如鹿泉北胡庄、唐县北放水、易县七里庄、容城白龙、肃宁后白寺、定州土厚等。考古新资料的积累有助于全面审视下七垣文化的北界，保北型或下岳各庄一类遗存被单列为一地方类型已成基本共识。与此同时，下岳各庄文化的单独存在亦逐渐获得愈来愈多的认可。2012年，徐海峰根据北放水遗址的新发现，详细论述了下岳各庄文化的内涵。2023年，魏曙光根据后白寺遗址的资料，将白洋淀以南地区的先商期遗存称之为小白河类型。诸多地点的新资料表明，下七垣文化北界地带遗存的独特性已无需再疑。正如先商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两个概念的侧重与差异一样，下岳各庄文化的出发点并非单纯意义的考古学基础，其中还含有族姓的意义。换言之，目前将冀中遗存视作一个或两个地域类型，大多基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较，而下岳各庄文化的概念在考古学之外，还兼具着有易氏部族文化的意义。显然，只有在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性质互相融合的视野下，下七垣与下岳各庄两支文化的本质及独特性，方能得以较清晰地体现。

漳河流域下七垣文化的重新审视

漳河流域是下七垣文化的核心地带，也是考古发现最集中的区域。继下七垣遗址之后，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临城补要、邢台葛庄、永年何庄、邯郸北羊井、磁县南城与白村等。新资料有助于地域性特征的深入探索，下七垣文化新的地方类型被陆续提出，如葛庄类型、补要类型等。2008年，先后在河南与河北召开的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更加促进了下七垣文化的深入探索，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异议，因此诸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其中漳河流域核心地带的文化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下七垣第4层遗存的性质问题。发掘者最初将此类遗存定性为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提出后被归为其中的漳河型，但魏峻将其排除在下七垣文化之外，认为属于一支当地土著文化。这一分歧不仅是此类遗存的本身，还涉及其文化渊源与前后衔接问题。白村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此类遗存内涵的认识，张晓峥称之为漳河型早期，而王立新则将先商文化的早期阶段提早至龙山文化涧沟型。因此，从龙山文化到先商文化演进轨迹的全面辨识，是下七垣第4层遗存性质判定的关键。根据白村与南城二遗址的资料，段宏振将下七垣第4层遗存归属为滏河型，其与随后的漳河型为前后发展的两大阶段，其中北羊井期遗存是连接这两个阶段的节点，但对滏河型的性质是否属于严格意义的下七垣文化表示尚待探索。这一疑义表明，漳河流域下七垣文化考古还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至于龙山与先商之间的衔接，常怀颖称之为“过渡期”遗存，并认为槐树屯遗存属于这一性质，但也有将榆林期遗存视作为龙山末期的代表。总之，下七垣第4层遗存的性质及形成问题，至今仍存在在诸多争议，这不仅反映了下七垣文化形成途径的复杂性，同时也是早期商部族与诸多古部族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侧影。

二是南城墓地及商族起源问题。磁县南城墓地是漳河型文化首次发现的规模性墓地，与辉卫型的鹤壁刘庄墓地并列为先商文化时期的两大著名墓地。南城墓地的重要意义有二：较全面地反映了漳河型墓葬文化的面貌；葬制中含有浓厚的东方文化元素。根据侯亮亮对南城墓地人骨所作鉴定的数据，墓主人群中存在着较大比例迁移而来的个体，由此证明南城人群来源是多元化的，其中部分个体或来自胶东半岛。这一结论与随葬器物中的东方因素基本相合，因此南城墓地无疑属于本地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但准确解释这种融合文化背后的部族结构与迁徙路径，还需要缜密的理论建构以及更多的数据支撑。这一点正如方辉所言，目前从墓葬角度全面探讨岳石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关系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的是，南城墓地反映了东方文化大举西进的信息，因此曾经十分流行的商源东方说需要重新审视。关于这个问题段宏振做分析说，在某种程度的特定范围讲，商源东方说是能够部分成立的，而商源漳水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新的考古发现为商源东方说的突围与重建提供了契机。

契机与前景

目前下七垣文化探索在纵深及广度方面均需要加强，一批考古新发现为此提供了新契机。举要如：白村遗址将漳河上游与下游紧密联系起来，北羊井遗址发现的复合绳纹鬲则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联系与融合，而南城墓地则又彰显了东方介入的因素。三个地点的新资料全面解释了从滏河型到漳河型的演进轨迹，而这一解释证实与细化了早年邹衡先生因资料所限所作的初步判断。与此相应，豫东鹿台岗遗址的发现为解读漳河型，以及重新审视下七垣文化均提供了新的视角。

下七垣文化探索的初衷是为了探寻先商文化，古部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尤其需要综合性的途径。新资料与新契机迫使下七垣文化探索方法的更新，这里试举有三。其一，考古资料提取技术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与提升。在加强考古学基础技术之上，特别需要更多的自然科学手段，例如人骨鉴定的古DNA、锶同位素分析等技术，以人种鉴定来追溯商文化之源将更加直接和准确。其二，考古学文化与古部族关系的研究理论需要完善和提高，最突出的即商族与商文化之间的复杂对应问题。商文化之源与商人之源并非完全重合为一，不宜简单地将文化之源即默认等同于人群来源。考古学文化与部族亦不宜简单地表面化对应，一支考古学文化可能同时被多个部族使用，而某一部族可能在不同时期或地域使用了不同的文化。其三，下七垣文化探索是探寻早期商部族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手段，因此除了考古学的综合途径之外，还要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梳理与考证，将文献记载的商部族踪迹与考古学反映的文化遗迹互相印证，两者紧密融合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总之，在田野考古基础上兼容综合途径，河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探索必将再取得新的突破。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