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概况

北城村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自贸大道以东、北杜大街以北，北杜北街以南的北杜街道北城村（原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办北城村）原村址。墓地南距汉哀帝义陵8.2千米，东南距长安城遗址约21千米。墓地所处区域位于洪渎原（北周时称石安原）中心区域，周边历年来发掘了大批北朝隋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如其西南1.8千米有唐上官昭容氏墓，东南约4.5千米为新发现的北周静陵等。

该墓地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发现。2021年，为配合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内陕西自贸区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项目发掘工作开始之初，根据前期考古勘探成果，吸收和采取了大遗址考古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对发掘范围采取了全面虚拟布方，在重点墓葬分布区域按照大遗址发掘方法布设20×20米的探方，自地表逐层发掘至墓葬开口，确定墓葬的开口位置及墓道形制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同时根据该墓地内大型墓葬分布密集、墓葬深度较深且均为洞室墓的特点，对成排分布的墓葬墓室部分在二次勘探的基础上采取相近深度的墓葬墓室整体下挖外放安全台阶的工作方法，既保证了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也保证了发掘工作的安全。

主要收获

自2021年至今，已发掘墓地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围沟平面呈曲尺形，除南侧被现代道路占压、东北侧围沟早期被破坏外，东南、北及西侧围沟保存完好。其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60米，围沟内面积8万余平方米。围沟的剖面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开口部最宽2.4米，底宽1.1米。

围沟内已发掘墓葬285座。这些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墓道均为东向。东北部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墓道均有二或三级台阶。已发掘的22座墓葬除一座为单室外其余均为前后室，其中六座墓的墓室还有侧室。10座墓为单人或二人的仰身直肢葬，1座为3人，1座为4人。出土有十六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陶人物俑、骑马俑、牛车、九盘连枝灯、灶等器物。

在M452的前、后墓室内还发现有土雕及刻划出的仿木结构建筑造型。M452为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土洞墓，在前室的北侧还有一个长方形的侧室，墓葬前后室的顶部坍塌，在前室的四角均可见土雕的立柱，立柱的下方还雕刻出方形底座的造型，在立柱顶部与顶部交接处还雕刻出符合真实比例的斗拱及梁架结构，顶部虽坍塌，但仍能观察到为四面坡式顶。后室的南、北壁上部则以刻划的形式表现出两面坡顶及其下的梁架结构，后室残存的顶部也修出斜向两面坡的造型，其上还有土雕的数道瓦楞。侧室顶部也用土雕塑造出完整的顶及瓦楞。这种在墓室内土雕及刻划出仿木结构建筑造型的形式，也是十六国墓葬中所罕见。

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分布着几乎为等距离布置的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这些墓葬的形制基本为长斜坡墓道单室洞室墓，仅有1座为砖室洞室墓。15座墓的墓室有不规则的侧室用以放置尸骨，12座墓葬墓室内有明显的南北横向生土棺床，1座有纵向棺床，3座为不规则形棺床。墓室内尸骨摆放均较为凌乱，应该是迁葬而来。多数为单人葬或两人合葬，27例为葬三人及以上的合葬情况。墓葬几乎不见随葬品，仅个别墓葬出土陶罐、陶模型榻等，其中M325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M135出土有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

M326为发掘的唯一一座砖室墓。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的土洞砖室墓。墓室的封门、甬道及墓室均条砖砌筑。封门为条砖三横一丁构筑、甬道直壁及墓室四壁直壁则为条砖二横一丁构筑，特别是甬道口部用砖切成仿佛龛的样式，也是较为特殊的形式。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围沟内西侧，呈4列116座墓有序排列，在东北部围沟内侧边缘及十六国墓葬与北魏墓葬分布空白区也分布有30座。墓葬形制有斜坡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发现人骨的墓葬中单人葬有36座，葬2人的39座，3人及以上17座，合葬墓，均表现出迁葬的特点。45座墓室内有生土棺床，其中横向26座，单侧9座，双侧及不规则的10座。出土随葬品较少，主要有陶壶、陶盏及铜钱为主，也有一些铜带钩、环及铁器等。

在考古发掘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还注重对该墓地材料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先后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对出土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碳氮同位素、锶同位素、古DNA学、人骨埋藏环境、测年等相关科技分析，以期获取更多的科技分析数据，为进一步判断墓地所葬人群的人种、年龄、亲族关系、生活环境及墓地的性质等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也对深入了解墓地的内涵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初步认识

综合现有考古发现与学术认识，我们认为北城村墓地是一处具有完整兆沟、兆沟内墓葬规划布局有序的大型部族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独立墓地。它的发现也使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北城村墓地兆沟内墓葬的分布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布局完整，它上承战国秦以来的独立陵园制度，下启北朝隋唐的家族墓地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城村墓地东北部东西向呈四排分布的38座十六国墓葬，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它的发现，既丰富了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发现，也为研究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等级和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北城村墓地的墓葬在朝向、间距、深度甚至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表明了该墓地埋葬人群结构的单纯，是研究当时社会基层组织运行管理模式的全新材料。更为重要的是，该墓地各时段墓葬均为东向，与同区域已发掘的十六国北朝隋唐墓葬南向的特征判然有别，且从十六国初年到唐贞观年间三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延用，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与稳定性，而墓地内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逐渐产生变化，反映出该墓地所葬人群在丧葬习俗上既顽强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的趋势，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进程。

总之，北城村墓地的发掘，对探索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祭祀制度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十六国北朝隋唐三百年时段内北方复杂历史背景下长安地区的人群构成、文化融合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特点的重要体现，也为从考古学视角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提供了范例。

（执笔：柴怡 赵兆 黄佳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