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宪章》，全称为《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是在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这份宪章是对古建筑和古遗址保护的标准参考性文件，其文本虽简明扼要，仅由前言和16条具体条款组成，却深刻影响了之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古迹保护理论与实践。
20世纪中期，罗马成立了中央修复研究院，意大利以布兰迪理论为代表的文物古迹保护理论在欧洲脱颖而出，并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威尼斯宪章》吸收借用了布兰迪所主张的一系列保护原则，提供了得到国际普遍认可的古迹保护和修复原则框架，为未来国际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供了依据和标准。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威尼斯宪章》的指导下，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专业的研究、评价、监督和技术支持。他们共同成为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重要基础，影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申报、保护等各方面工作。
《威尼斯宪章》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其奠定了现代文物古迹保护原则的基础，首次明确提出了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中“真实性”等原则，强调在保护过程中应尊重原有材料和历史信息，避免过度修复或重建，确保历史建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威尼斯宪章》还强调了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两重性。后续各个国际宪章、文件的讨论与反思都是在《威尼斯宪章》之上展开的，促进了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
同时，威尼斯宪章还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成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项基石。中国对《威尼斯宪章》的正式接触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大力推动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收和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在这一背景下，《威尼斯宪章》这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引起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和学者的极大关注。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中国的文物保护正式进入与国际文物保护标准接轨的新阶段。1986年，《威尼斯宪章》被译介到中国，标志着这一国际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学术讨论和实践领域。
在此之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关注修复后实物的完好程度，对于如何理解文物中的多重历史价值、真实性，以及如何处理修复过程中的技术和伦理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标准。随着对以《威尼斯宪章》理念为首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学习逐步深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更注重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出发，强调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等价值分析，并积极探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这些理念的变化，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和标准的逐步完善。
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挑战和对人才的需求，我国也积极参与培养国际视野下的专业人才，促进了中国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些人才成为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更新和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
随着《威尼斯宪章》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始尝试将这些国际理念进行本土化的应用和实践，例如周原出土戈父己鼎的修复通过选用中国传统浇铸技术制作素面型件，在型件上用固件安置原有残片的方法，成功被修复；又例如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地区的保存状况评估与整体保护规划中，通过引入GIS地理信息系统和文物风险地图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强了对该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现了国际合作在技术和理念传播方面的成效。这些案例不仅展现了《威尼斯宪章》精神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实际应用，更加反映了中国通过科学方法和国际合作，探索出适合自身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当然，“本土化”这一过程艰辛且复杂，涉及多个层面，比如如何在保护工作中平衡国际标准和本土需求，特别是在处理文化遗产的修复、管理方面，例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诞生”和修订；再比如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不仅需要考虑到文化遗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还要考虑到其社会功能和对公众的开放程度。这要求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威尼斯宪章》的原则，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探索适当的方法。
尽管《威尼斯宪章》取得诸多积极影响，但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中国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何开展具有可持续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等现代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时，如何平衡创新与保护原则的关系，再比如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尤其在面对众多项目时做出等级排序与最优选择等等。
总的来说，《威尼斯宪章》的引入不仅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先进理念和标准，还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提升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同时推动了保护理念的更新、法规的完善和技术方法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威尼斯宪章》以来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精神也提醒着我们，在面对快速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时，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此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寻求创新的科学保护方法，鼓励公众参与和跨学科合作与建设，以确保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原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