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概括性总结，为坚定文化自信，助推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对于从五个特性的视角思考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区域特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其中，海岱文化区的文明演进道路中，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包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海岱地区史前空间的扩展与收缩

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核心区域之一，具体空间分布是指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周边区域，但是由于文化势力的历时性消长，不同历史时期海岱文化区的空间范围有不同。

海岱考古的奠基人之一栾丰实教授认为，距今八千多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海岱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北麓地区，鲁南、苏北和皖东北地区也可能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且这种分布趋势历经距今七千到六千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时期，直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此后，大汶口文化在中晚期阶段显示出巨大的扩张力，它在数百年间将其影响力向南抵近淮河沿岸，向西直达豫东一线。而到了海岱地区文化鼎盛阶段的龙山和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化区的影响范围不仅囊括山东全省，更是辐射至苏北、豫东、冀东南以及辽东半岛南部的将近30万平方千米的广阔土地。而到了商代和西周，纯粹的海岱系文化逐渐退居到山东东部的胶东半岛地区，胶东半岛以西的区域，逐渐被强势的中原文化势力所折服，逐渐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发展浪潮中。

海岱地区不同文化的源流与互动

海岱地区是目前国内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构建较为完整的区域之一，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迈入三代文明的岳石文化一起，构成了海岱地区史前文明环环相扣的完整演变链条。在这个链条的发展过程中，时刻伴随着与外界文化的交汇融合。

在这个链条的顶端，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后李文化，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并行，但是目前看，其与后两文化之间的互通因素极其有限，因此寻找后李文化的来源一直是海岱考古研究者的重要关注点。有学者从后李文化的典型器物入手，引出后李文化与江浙地区和东北地区以筒形器物和圜底器物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细究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因素着实有限，文化间的互动应当是微弱和间接的，这也符合文化发展早期阶段的现实。探求后李文化的真正源头还应当从海岱地区着手。目前沂源扁扁洞遗址、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的新发现，不断刷新着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记录，为后李文化的溯源工作提供了契机。

继后李文化之后，北辛文化在文化特征和空间分布上出现了质的飞跃。单从典型陶器来看，北辛文化继承了后李文化的釜、小口双耳罐、钵等器形，并由后李文化的乳足鼎逐渐演化出三足鼎、三足钵等三足器，从此海岱地区史前炊器进入了三足器的时代。北辛文化在继承和发展后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内部不同区域与海岱文化区外围区域之间发生了文化上的交融，如北辛文化中出现了以腰沿釜形器为代表的江浙地区马家浜文化因素、以瓮棺葬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因素。同时，这些邻近区域的文化因素中，同样出现北辛文化因素，可见当时文化交汇的双向性。

到了大汶口文化阶段，其与北辛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相比于北辛文化和后李文化之间，显得更加广泛和确凿。如不同的地方文化类型中，北辛和大汶口文化之间在陶器特征、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模式等方面过渡得极为自然，从而表现出更为密切的传承关系。而在与周邻文化区的互动方面，大汶口文化时期表现出两种差异悬殊的态势。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海岱文化区多见来自中原文化区的彩陶器形和纹样，而相邻的中原地区则少见大汶口文化因素，文化互动表现为单向的文化输入为主；而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海岱地区出现了“良渚文化北上，大汶口文化西进和北移”的态势。如在传统海岱文化区影响范围的苏北地区，新沂花厅遗址在大汶口文化因素之外，出现了大量南方良渚文化因素的存在。此种现象在鲁北和胶东半岛地区同样也有发现，区域间文化交融现象为海岱地区文化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如这个时期号称“南良渚，北焦家”的两个遗址之间，就存在不少相似的玉礼制和丧葬传统。在良渚文化北上的同时，伴随着大汶口文化因素的西进，在皖北萧县、豫东商丘、周口，甚至豫中的郑洛地区均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墓葬和遗物出土。这种不同文化因素和势力的区域性博弈，酝酿着下一波文化发展的强势浪潮。

龙山文化阶段是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鼎盛期，这种繁荣态势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同样自然衔接。最近人们将这个过渡阶段中以典型陶器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称之为“过渡期遗存”。从这些过渡期的遗存看，器物层面上龙山文化时期以“黑、光、亮”著称的蛋壳黑陶在此时期已见雏形，社会层面上“邦国林立”的社会场景正在从章丘焦家、滕州岗上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中被识别。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与上一阶段一样，不存在文化性质上断崖式的突变，表现出平稳的连续性。在这种文化承袭的过程中，同样延续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互动趋势。其中在辽东半岛地区，延续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北上态势，在龙山文化早期阶段几乎整个辽东半岛都被纳入到了海岱文化区中。而到了龙山文化晚期阶段，随着中原龙山文化的强势东进，海岱文化区的范围出现了明显收缩，开启了三代文明的东方代表——岳石文化的序幕。

连续与包容的动力和影响

综上可见，海岱地区史前时代各阶段文化发展的总体道路是贯通的，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海岱地区本土文化都在与外界的交融中不断地做出合理的取舍，在汲取精华的过程中保持“海岱系”风格的稳固和发展。且这种文化延续性和包容性特征与国内其他主要文化区的发展具有相似性。在“海岱系”文化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西辽河地区等地，也都在与相邻区系接触互动和取舍的过程中坚守和表达着自身独特的风采，建构着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多元格局，直到进入三代文明时期，中原文化区持续保持强势输出态势，包括海岱地区在内的周邻文化区在融汇中共同铸就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统一的华夏文明。

区域文明纵向的连续性发展和区域文化间横向的互动交融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环境和生业考古研究发现，就海岱地区而言，不同时期造成文化波动的因素主要指向变化的自然环境。稳定的自然环境与配套的社会生产关系经过长期磨合，能延长一个文化的生命力，而环境的剧烈波动又可能因为没有与之同步更新的体制机制而葬送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包括海岱地区在内的国内主要文化区，在连续性发展的进程中，面对每次自然环境波动的考验，总能在开放、包容的气氛中化险为夷。这其中，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为应对危机提供了各种资源和可能，大汶口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扩张，即为适应环境和社会危机的被动性避让策略。不同文化群体面对危机，能够积极主动地从多样化的邻里空间中汲取精华、取长补短，在兼容并蓄中丰富自身并保持自身本色，则是“师夷长技”、强身健体、安守故土的积极性危机应对策略。两种策略一个拓展了文化空间，另一个则在包容并蓄中增强了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均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保证了自身文化基因的延续。

总之，海岱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的波折是当时社会应对危机过程中政策性调整的结果。危机面前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古人要么被动转移，要么主动出击，均在与周邻区域和人群的积极互动过程中强化了自身，在对周边文化合理取舍的过程中实现了创新和发展。同样基于如此品格，国内各个主要文化区便在连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交织成一个彼此共生的社会互动网络，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交叉科学群体项目“黄淮海地区文明探源的科技支撑与多学科合作研究（2020QNQT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