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不仅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其重要的随葬器物之一，其类型与纹饰更是考古学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当时人们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甚至信仰的重要反映。金代铜镜虽没有汉唐时期那样耀眼的成就，但其类型多样，纹饰繁多，相比更加世俗化和商业化，主要有龙纹镜、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花卉纹镜以及仿古镜等，目前研究金代铜镜多关注前几种类型，对仿古镜研究不深，而宋金时期的仿古铜镜达到了高峰，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有了很大突破。金代仿古铜镜中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是仿东汉晚期的龙虎纹铜镜，且有学者做过统计，仿汉龙虎纹铜镜是金代仿古铜镜中数量较多的一种类型。

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根据外区有无铭文带，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这是比较典型的形制，应是以东汉至魏晋时期龙虎纹铜镜（图1）为模型直接翻铸的，与原镜相比，纹饰与铭文均比较模糊，只能分辨出大概形状和数量，细节不甚清晰。基本形制主要为圆形，圆钮，钮顶多数较平，圆形钮座，内区主题纹饰为浮雕龙虎纹夹钮张嘴对峙，外区为一周铭文带，铭文内容略有差异，但基本都为东汉晚期流行的铭文内容，其外为栉齿纹、锯齿纹和水波纹等的镜缘饰，各纹饰带均以凸弦纹间隔，窄素斜缘。

典型代表，如吉林出土铜镜，外区铭文为“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德，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久”末尾与开头以两个点隔开。阿城县1973年白城遗址出土铜镜，直径9厘米，外区铭文为“青盖作竟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宜孙子，为吏高官寿命久”。

第二种类型是无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根据镜背瑞兽数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两瑞兽纹铜镜，如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铜镜，直径9.4厘米，厚0.4厘米。圆形，桥形钮，顶平，圆形钮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瑞兽出没于海水中，张嘴长颈弓身分尾，尾端有一小瑞兽，三角扁形嘴回首弓身。小瑞兽头顶的海水间有铸铭“青盖”二字，其外饰一周栉齿纹，宽素卷缘。

从形制上看，两瑞兽纹铜镜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简化，龙虎夹钮对峙简化为一张嘴弓身的瑞兽和尾端的一小瑞兽，由于纹饰模糊，只能分辨出头和身体，铭文带简化为两字铸铭。

另一类是三瑞兽纹铜镜，也有学者称其为三鼍龙纹铜镜，或者三龙纹铜镜，但其不论与鼍龙还是龙的形制都相距甚远，因此暂时称其为三瑞兽纹铜镜，比较符合实际。这种类型是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的主流形制，主要为圆形，桥形钮，顶平，圆形纽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三瑞兽绕钮逆时针排列，形态各不相同，一瑞兽似是回首静卧；一瑞兽抿嘴立耳，头向前伸，似是向前爬行；一瑞兽张嘴立耳，鬃毛后扬，前肢蹬地，似是一跃而起要扑咬前面瑞兽尾巴的样子；三瑞兽皆是圆眼弓身，脑后有鬃毛飞扬，脊背饰一排珠毛。外区基本是栉齿纹、锯齿纹、水波纹等镜缘饰。窄素斜缘。

典型代表，如河北张家口市博物馆藏，直径10.2厘米，厚0.7厘米，栉齿纹间有铸铭“官押”。侯马乔村金元墓出土的M58：5，直径13.2厘米，无铸铭或刻铭。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出土的M4：2（图2），直径10厘米，厚1厘米，栉齿纹间有铸铭“官□”。北京延庆县元墓出土的M3：1,直径10.5厘米，厚0.3厘米，弦纹间有铸铭“官□”。

这类三瑞兽纹铜镜还有一种特殊形制，圆形，桥形钮，顶平，无钮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的三瑞兽逆时针绕纽排列，其中两瑞兽形态基本相似，均为侧面形象，圆眼张嘴扬鬃，弓身分尾，脊背上饰一排珠毛，整体似是跳跃扑咬前方瑞兽的尾巴，另一瑞兽扁嘴，三角头前伸，小圆眼，鬃毛后扬，长身分尾，四肢弯曲呈爬行状态。外区基本为宽凸带纹、栉齿纹、锯齿纹、正反碎三角纹等，宽素斜缘。这种形制的铜镜主要出土在山西地区，如山西翼城原村元墓出土的M1：20（图3），直径 14.1厘米、厚0.5厘米。山西侯马天马-曲村金元明时代墓葬出土的M6022：4，直径13.4厘米，厚0.25～0.3厘米。

另外，在北宋境内也发现有仿汉龙虎纹铜镜，如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范致祥墓出土的铜镜，直径9.3厘米，厚0.3厘米，圆形，圆钮，圆形纽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三瑞兽环钮追逐，以乳钉纹间隔，外区铭文为“三羊作竟真有纪保口不兮”。其外依次为栉齿纹、锯齿纹、水波纹，三角镜缘。它与金仿汉龙虎纹铜镜相比，更像是把金代三瑞兽纹铜镜和东汉龙虎纹铜镜结合在一起创造的新形制，线条感较强，内区的三瑞兽与金代三瑞兽纹铜镜相似，但形态略有区别，外区的铭文则与东汉铜镜铭文相似，镜缘也是仿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三角缘。

综上所述，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第一种类型，即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数量较多，是金代完全按照东汉晚期龙虎纹铜镜为模直接翻铸的仿古铜镜，而且由于其合金成分的变化，所以纹饰都很模糊，只能大概分辨形态，其形制、纹饰完全是照搬，没有金代的特征。其中，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面仿汉龙虎纹铜镜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的刻铭，故宫博物院藏的一面仿汉龙虎纹铜镜，有泰和五年（1205）的刻铭，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墓也曾出土有仿汉龙虎纹铜镜，说明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铸造和使用贯穿金代始终，即使在铜禁结束后仍在使用，说明仿汉龙虎纹铜镜不仅是为了规避金代严格的铜禁政策，其背后更是富有深厚的世俗和文化内涵，首先东汉晚期辟邪祈福的铭文内容在金代同样受欢迎，其次龙和虎都是古代的瑞兽和神兽，都有着辟邪驱凶，抵挡灾祸和鬼魅的作用，这也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愿望。

第二种类型即无铭文带的仿汉龙虎纹铜镜，则是金代自己铸造的仿古铜镜，其中的两瑞兽纹铜镜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简化，但这种数量发现极少，应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向三瑞兽纹铜镜的过渡形制，而三瑞兽纹铜镜则是两瑞兽纹铜镜的继续发展，并最终形成了金代铜镜独具的特色，完成了由仿铸到自铸的转变，这种形制数量发现也较多。而且三瑞兽纹铜镜在北宋境内也有发现，但略有区别，有可能是北宋铜镜受金铜镜影响的结果，说明北宋和金文化交流的频繁。典型的三瑞兽纹铜镜一般都有“官押”或“官□”的铸铭，时代从金代一直延续到元代，元墓出土的很可能是金代的铜镜延续至此时继续使用，而不是元代自铸的；山西地区出土的三瑞兽纹铜镜都是元墓出土的，直径较大，均在13或14厘米左右，发掘报告均认定其为元代，因为其与金代典型的三瑞兽纹铜镜有所差别，有可能是地域特色，也有可能是金代三瑞兽纹铜镜在元的继续发展，即元代自铸的三瑞兽纹铜镜。

金代为何会在众多的汉唐铜镜中选择仿制龙虎纹铜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思想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宋代慕古之风盛行，而金代在与北宋的长期接触中，深受宋代慕古思想的影响；且龙虎纹铜镜所代表的思想刚好和当时人们的需求相契合，并铸造精美，而金代本身没有成熟的铜镜技艺和文化，因此会以东汉晚期的龙虎纹铜镜为摹本制作自己的铜镜。其次，金代由于铜荒，实行禁铜政策，严禁私自铸镜，但由于高额的利润，私铸铜镜却屡禁不止，为了逃避官府的检验，因此很多私铸铜镜多仿铸古镜来进行售卖获利。第三则是技术的原因，金代仿镜会选择高浮雕的龙虎纹铜镜为模板，主要是由于其高浮雕更容易翻铸，而且金代铜镜的含锡量减少，铜和锌含量增加，致使铜溶液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增强，这种成分配比非常适于铸造浮雕纹饰，但不利于铸造纤细的线条纹饰。

综上所述，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的流行在当时有着非常现实的文化和技术因素，是工匠们审时度势做出的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贯穿金代始末，是金代工匠以汉龙虎纹铜镜为模板翻铸的，完全是照样仿铸，没有自己的特色，数量较多。无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中的两瑞兽纹铜镜则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简化，是一种过渡形制，三瑞兽纹铜镜则是两瑞兽纹铜镜的继续发展，是金代铜镜在仿汉龙虎纹铜镜上的创新，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实现了由仿铸到自铸的转变。其中，北宋境内也有三瑞兽纹铜镜的出土，但形制略有区别，说明北宋与金文化交流的频繁。而山西地区出土的形制特殊的三瑞兽纹铜镜，或是一种地域特色，或是元代对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