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博物馆的首要资源，堪称博物馆立身之本。“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对广大博物馆人而言，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而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需要立足馆藏资源做好资源转化“大文章”。博物馆馆藏文物“有血有肉”体现了物质与情感的统一，“有声有韵”体现了内涵与价值的统一，“有形有神”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显隐并济：博物馆资源的双重属性及其转化逻辑

博物馆资源包括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两种。显性资源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显性资源可感可触，体现为具有具象性特征的物质形态的馆藏文物和基本陈列；隐性资源即间接、难以察觉或描述，但真实存在的资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主要为具有抽象性特征的藏品蕴藏的文化内涵，及其引发的为社会所需求，具有教育、示范、启迪功能的价值要素。一方面，博物馆显性资源具有“隐性”特征，一是未展示的馆藏文物“养在深闺人未识”，与观众“见面”和“对话”机会不多；二是常态展示的基本陈列和阶段性展示的主题展览需要通过信息活化与内涵外化，转化为观众需要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前者，在博物馆馆藏中一般占比较大，在库房中长期处于“休眠”与“静默”状态。而部分已展出文物受限于博物馆展示空间，则如冰山一角，绝大多数无声无息。因此，策划主题展览成为博物馆增加展示藏品的重要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博物馆隐性资源又具有“显性”特征。任何文化价值与文化内涵都必须亦必然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存在，隐性资源所承载的价值附着于文化沉淀，只有通过一定的“物质表现形式”，才能发挥其社会价值，从而具有真正意义的公共性。这种物质载体走向社会、直面公众，绝非冷冰冰的物理呈现，而是一种有血有肉的情感抒发与文化表达，体现了灵魂与躯壳的统一性。

作为文化机构，博物馆承载着以馆藏资源开展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社会职能。为此，要注重显性资源隐性化与隐性资源显性化双向转化，为文化传播和国家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一方面要深入揭示馆藏显性资源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要素，在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过程中，聚焦故事挖掘（讲什么）和故事呈现（如何讲）两个支点，从小处着手、揭示藏品深刻内涵，往大处发力、进行文化叙事传播，向高处着眼、构建国家文化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外化”（从馆藏到展品、从展厅向社会）与“活化”（赋予文物以灵魂和情感，让文物“活”起来，跟公众进行“对话”），将馆藏隐性资源转化为公众、社会和国家所需的文化产品，包括从展品向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等进行二次转化。

知识组织：博物馆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双向转化的理论本质

博物馆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双向转化，本质上属于知识组织范畴。“知识组织”一词最早由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布利斯于1929年提出。他在当年出版的《图书馆的知识组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两部著作中提出从文献分类学角度进行知识组织的思想。随后，这一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兴趣。关于知识组织的概念，学者们主要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定义：广义的知识组织是指对知识客体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即对事物的本质及事物间的关系进行揭示的有序结构，从而实现知识的“序化”；狭义的知识组织是指人们对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进行整序、加工、控制、揭示等一系列组织活动的过程。随着数字化数据库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出现，博物馆馆藏的利用率出现几何级数增值，极大提高了馆藏开发、利用和研究价值。以此为基础，通过搜索引擎、超文本、专家系统、元数据、数据挖掘、知识发现数据库和推送技术、人工智能等知识组织技术，可以实现博物馆资源知识揭示的展开和知识管理体系的最终形成。这为博物馆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双向转化（即对博物馆馆藏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双向揭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和理论支撑。

对于博物馆而言，馆藏具有“资源”与“知识”一体两面的价值属性。资源是知识的价值承载（外化），而知识则是资源的价值体现（内化）。在知识组织方面，做到价值承载向价值实现转化，需要进行知识形态转移。作为知识管理对象的知识形态，根据能否清晰表述和有效转移，可以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与社会公众能够直接接触、感知的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则是人们通过经验产生的感性认识，尚未用社会逻辑工具语义明确表达和文献化的知识。它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与特定的情景紧密相联系的。隐性知识依托于特定情境而存在，是对特定任务和情境的整体把握，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主要隐含于个人经验之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信仰、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往往难以被发现，也难以得到明确的阐释。根据能否向显性知识转化以及转化的程度，可以把隐性知识分为“应然性知识”（必然要转化为显性知识的隐性知识）、“或然性知识”（既可能显性化也可能不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否然性知识”（不能显性化的隐性知识）三种。可见，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隐性知识可以转化为显性知识。“具有隐性知识的经验丰富者难以准确、客观地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以及维持知识质量”，但“为了知识共享必须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深入浅出：博物馆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双向转化案例呈现

略举一例，钱学森图书馆是一座位于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校博物馆，该馆第四展厅“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展出了一件钱学森与蒋英1947年9月17日结婚的婚书（鸳鸯谱）。婚书原貌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融婚礼信息、人物信息、衍生信息（如证婚过程、婚礼场景等文本外信息）等于一体，民国时期文化与政要人物群像跃然纸上。就显性资源而言，这件婚书是钱、蒋二人婚姻关系的直接印证，然而，就隐性资源而言，婚书在微观层面，体现了钱学森、蒋英科艺相融的婚姻家庭关系；中观层面，浓缩着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作为民国时期教育名人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网络）；宏观层面，体现了“现代中国”婚俗文化、民国时期江南文化乃至美术文化（海派）的微观侧影，具有“一叶知秋”的文化张力。为此，如何讲好这件婚书“背后的故事”，如何通过这件婚书引领观众感悟钱学森作为近代中国“百年难得一遇的科学家”与蒋英作为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相结合之“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唱”，进而走进钱学森的精神世界、钱均夫的社交空间，领略上述“三重文化”见诸一物而齐辉的机缘与魅力，是这件展品跳脱“自我”价值本位、建构完整叙事体系（包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对其进行宏大叙事与话语表达）的重要维度，而这离不开有关研究人员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一线社教工作者面向广大受众所需具备的“叙事能力”。

因此，推而广之，对博物馆而言，无论显性资源还是隐性资源，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孤立存在，而是具有“合二为一”的交互属性、彼此映射的表现形式和相互转化的现实需求。这对博物馆而言，既是其身处文博系统一种无可推卸的专业化挑战，也为其深度融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赋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本文系2023年度“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专项课题《高校博物馆视角下“一带一路”传统文化交流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际协研BREC2023-0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