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陕西石窟寺数量巨大，分布广泛，体系完整，承载着陕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回忆，蕴含着中西方文明互学互鉴和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形成的历史进程。

陕西石窟寺的富集区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融合的叠加区域。调查统计显示，陕西现存石窟寺1012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主要分布在关中的宝鸡、咸阳、铜川，陕南的安康，以及陕北的延安、榆林，其中又以陕北尤多，并整体呈现出与秦直道、榆林道高度重叠的带状分布特征。其中，秦直道修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南起咸阳，沿子午岭一路北上，途经今陕西境内的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横山、靖边等县，最终延伸至内蒙古的包头。作为北联匈奴的重要交通线路，秦直道借由“北边道”实现了与丝绸之路的融合，是丝绸之路衔接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重要支线。榆林道从今西安出发，经甘泉、延安、延川、绥德、米脂、神木等市县后，北渡黄河抵达绥远，虽然亦非丝绸之路的主线，但在晚唐时期河西走廊为吐蕃所据的情况下，其沟通两大文明区域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在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叠加影响下，以延安、榆林地区为代表的陕北石窟寺造像在艺术风格上朴实粗犷、遒劲有力，呈现出丰富的民族元素和浓烈的民族特征。韩伟先生曾概括道：“陕北石窟主尊造像或大型造像，表情肃穆端庄，感情内向稳重，达到了脱俗超凡的境界。面庞精美，衣冠玲珑，美而不妖，丽而不娇。如果说佛陀与菩萨还是仙境风貌，那么罗汉之类的雕塑则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现实生活中的陕北大汉。”

陕西石窟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孕育产生的艺术结晶。历史时期，陕西先后有匈奴、氐、羌、鲜卑、乌桓、敕勒、柔然、西域胡、诸杂胡、突厥、吐谷浑、党项、女真、蒙古、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并广泛分布于关中、陕北、陕南的各个地区。可以说，陕西不仅亲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之人，百余万户，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民族汇聚盛况，也见证了这些民族从合并到最终融入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的完整历程，是名副其实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舞台。在此背景下，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诉求，各民族人民不仅广泛参与了陕西石窟寺的营建、修缮与维护，还表现出了日趋统一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并留下了大量确凿的实物与文字证明。例如，宜君县沟门摩崖造像供养人题记中频繁出现的雷、党、夫蒙等，俱为当地的羌族大姓；志丹县的何家坬石窟与城台石窟供养人题记中记载了多位党项人及党项化回鹘人的供养人姓名；延安宋金石窟中普遍存在的僧伽信仰深刻反映了各民族信众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认同，以及对风调雨顺和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等。此外，在陕西石窟寺造像中诸如“国泰民安”“皇帝万岁”“臣佐千秋”“重臣千秋”等题记内容俯拾皆是，更是生动映射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格局下陕西各族人民最为朴素的家国情怀。

陕西石窟寺是佛教中国化的见证。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舶来品”，佛教已经不能被单纯地视为是一种宗教信仰。在经历了碰撞、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等所有外来文化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之后，中国化的佛教逐渐渗透进了本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与精神的重要组成。作为佛经典籍具象化后的呈现，石窟寺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就陕西石窟寺而言，其对于佛教中国化的见证更是多维度的：从文献典籍的角度来说，据孙修身先生考证，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第2窟主体造型的三身佛与文殊、普贤组成的华严三圣造像，所依据的经典并非《华严经》，而是五台山流传的灵验故事。从艺术审美的立场来看，始于北周、成于初唐并盛于武周及玄宗朝的“长安模式”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学界仍有争议，但均共同认可以彬州市大佛寺石窟为代表的这种迥然有别于南北朝时期的造像风格更为写实，更为世俗，更为接近时人饱满、丰腴、慵懒的审美偏好，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具体例证。王建新教授即就此总结道：“长安地区开始兴起的这种新样菩萨像，以表现形体美的新潮，改变了注重装饰美的传统。唐太宗贞观后期和高宗初期在长安地区开始出现的这种以新样菩萨像为代表的新的佛教造像模式，正是盛唐造像风格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应该是中印两国造型艺术风格在长安地区融合的结果。”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陕西石窟寺的保护传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优势，有助于进一步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五观”，增强文化自信，深刻认识到自我命运与国家的不可分割，自我发展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最终自觉形成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坚定信念。

本文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利用重大课题研究项目“陕西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2023HZ152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