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博物院藏金铜佛教造像门类丰富,其中北传佛像类型多样,可构成较为完整的佛像谱系;藏传佛像尽管数量相对较少,但不乏精品,包括如下兼具艺术品质和研究价值的无量寿佛像。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图1),为清中晚期,高17.8厘米,座11.3厘米×8.3厘米。耳旁耳珰垂肩,面相丰满,眉毛细长,双目低垂,似沉思状,体型纤细健美,体态婀娜,上身袒露,造型优美,胸前饰有连珠纹,帔帛与璎珞,皆绕双臂于身体两侧。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双手相合结禅定印。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图2),为清代,高13.4厘米,座8.7厘米×6.6厘米,容貌清雅,顶戴五叶宝冠,发髻高隆,耳坠圆珰。飘带轻盈,自背后缠绕,犹如背光;袒露上身,佩戴各类精致项圈、臂钏、手镯等饰品;下着薄透长裙,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
在藏传金铜佛造像领域,佛教界流传一种说法,即阿弥陀佛拥有13个名号: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其中,无量寿佛位列首位。梵文中的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因此在民间无量寿佛又被尊称为长寿佛。芸芸众生,皆向往长寿与永恒之生命。清代乾隆皇帝向往无量寿佛的“佛缘”,更是达到了极致。
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1736—1795),前后共60年。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这一时期正是“康乾盛世”的历史阶段。满洲统治者原本是信奉萨满教的,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转而尊崇在蒙藏区域有着深厚根基和广泛影响力的藏传佛教,为此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国策。清王朝建都北京后,1653年1月14日,五世达赖喇嘛至京,顺治皇帝在太和殿设宴款待。在五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途中,即特派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官员赠赍满、汉、藏三种文字合璧的金册、金印,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封号很有讲究,它承袭了明代对大宝法王封号的一部分。蒙古王俺答汗(1507-1582),皈依藏传佛教后,三世达赖喇嘛为俺答汗尊号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承认他为成吉思汗的化身,为全蒙古的大汗,而俺答汗也赠予三世达赖喇嘛为“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顺治皇帝把明代皇帝和蒙古大汗对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加在一起赏五世达赖喇嘛封号。蒙古诸部尊奉格鲁派佛教,清廷以藏传佛教“因其教不易其俗”,采取与藏蒙一起“阐扬善教,同我太平”的怀柔抚驭之道。在中央的统辖下,加强和完善对西藏地方的治理,确立系统治藏法规和行政体制,为西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园的国家版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见证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当时五世达赖喇嘛为取得清朝廷政权的支持,在奏章中把康熙皇帝称为无量寿佛转世,乾隆皇帝称为文殊菩萨转世。他们不仅是大清最高统治者,还是人间之佛。藏传佛教以佛之果位遵奉康熙和乾隆,是政教制度的产物。藏传佛教神格体系有一佛多神,一相多面的特点。文殊菩萨是中国四大菩萨之一,是无上智慧的代表,又是十方诸佛佛母。在当时五台山佛寺360多座佛像中,文殊菩萨造像是这里最大的。清代的12位皇帝中有4位前后13次到五台山礼佛,康熙5次、雍正1次、乾隆6次、嘉庆1次。文殊菩萨之名号,梵文译法叫作“曼殊师利”。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在乾隆第五次朝拜五台山时,刚好适逢天降瑞雪,此情景激起他诗兴大发,写下《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诗曰:“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乾隆认为梵经中,文殊称“曼殊师利”,曼殊的谐音为满珠,而满珠就是满洲。同时,竺兰(指竺法兰)的宝号,又与“乾隆”年号相符。清宫档案记载,在皇帝和皇太后万寿来临之前一年,内务府大臣要专门上报造无量寿佛事。清宫会制作大量的与增福延寿相关的吉祥佛像——无量寿佛。乾隆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表达了长寿的愿望:“圣寿本无量,更有无量加。无量复无边,万万千千多。”佛教中寓意长寿圆满的无量寿佛,是宫中制作最多和供奉最为频繁的佛尊。
湖南博物院所藏的这两尊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历经岁月沉淀,曾经的金光灿灿已渐褪去,但其造像艺术魅力依旧,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