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节，上海图书馆受捐了一批稀世古籍，馆长顾廷龙兴奋得直呼“价值连城，价值连城”。此言是否有点耸人听闻？且看其总目及总数：宋刻本24种，531册；元刻本38种，374册；明刻本178种，1441册；明抄本11种，84册……共计450种，3274册。

古籍捐献者名张子美，为张爱玲堂兄，也就是张佩纶的嫡孙。因此，不少人以为该批古籍若非篑斋自己所藏，便是其岳丈李中堂所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佩纶原配夫人是朱芷芗，为大理寺卿朱学勤之女，而朱氏乃有清一代数一数二的藏书家，故这批古书实际出自晚清塘栖古镇声名煊赫的“结一庐”。

“结一庐”主朱学勤私家藏书的主要来源有三：

一是京城和硕怡亲王府的“明善堂”。“明善堂”主乃康熙十三子和硕怡亲王胤祥。在四库开馆时，怡亲王府被免于进呈私家藏书，所以得以留下大量珍善孤本。辛酉政变后，胤祥五世孙和硕怡亲王载垣被赐自尽，“明善堂”藏书流入民间。除了何绍基、王懿荣、萧敷政、钱孙保等学者零星搜购外，大宗收购者则以聊城“海源阁”、塘栖“结一庐”、苏州“滂喜斋”、常熟“瓶庐”为主，而所获之丰则以“海源阁”和“结一庐”为最。至于“明善堂”，其藏书的最大来源乃康熙重臣明珠次子、素有“满洲第一藏书家”之誉的纳兰揆叙的“谦牧堂”，由此亦见“明善堂”藏品的非同寻常。清代藏书界将私家藏书分为三类：售书者之藏书、藏书者之藏书、读书者之藏书，而“谦牧堂”藏书自然属于“读书者之藏书”，故其学术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如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春秋属词》《宋刻真文忠公读书记二十二卷》、詹初《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李曾伯《可斋杂稿》、郑樵《浃漈遗稿》、汪莘《方壶存稿》、王崇传《童溪王先生易传》等即是。

二是塘栖古镇大名鼎鼎的“丹铅精舍”。该藏书楼的前身为嘉庆年间劳经原所创之“味经斋”，后经其三子劳青玉、劳巽卿及劳季言不断扩充和精心校理，遂在当时自成一家。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塘栖大战前夕，劳家将其藏书中的精绝者挑出60多皮箱，装船运往祖宅地永泰村，欲匿之于劳氏宗祠。然而，船刚行至现在的德清县雷甸乡武林头（当年叫“武林渡”）一带，便遭乱兵和暴民抢劫。劫匪以为这么多鹿皮箱子装满了金银细软，但开箱后却大失所望，原来里边都是些泛黄的破旧书册，有的甚至还散发着霉味。于是，便把箱内之物全都弃置河中，而精贵的鹿皮箱则被悉数掠走。倒是忠王李秀成，在杀进塘栖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往“结一庐”寻访图籍。但遍查藏书楼也未见什么稀有版本，于是他大惑不解地问其身边人：“都说劳家所藏皆为世间珍稀刻本，为何这里都是些寻常之物？”

经武林头一劫，“丹铅精舍”流传下的藏品已无宋元旧椠。即便如此，劳巽卿和劳季言善钞、精校、细注的明抄本也十分珍贵，其中就有卢文弨手校的《鬼谷子》、文徵明旧藏的《南窗纪谈》、影宋钞本《游宦纪闻》、影宋钞本《大唐类要》、钱谦益校藏的《禅月集》等。这些流散在外的珍品最终归于杭州丁国典的“八千卷楼”、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江阴缪荃孙的“艺风堂”、苏州潘祖荫的“滂喜斋”、吴兴刘承斡的“嘉业堂”、江安傅增湘的“双鉴楼”、南京邓邦述的“碧群楼”、海盐张元济的“涵芬楼”、武进董授经的“诵芬室”。

但所获最多、版本最精者则为塘栖朱学勤的“结一庐”。实际上，朱家和劳家是世交，劳季言4岁起即随朱学勤之父朱以升研读经学，而朱以升是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曾助龚自珍写成《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考》。嘉庆年间，劳经原刊刻《尔雅匡名》一书时，也是朱以升助其参校。1870年，朱学勤丁忧返乡，遂大举收买“丹铅精舍”流散之物，此举与其说是意在丰富“结一庐”贮藏，不如说是不忍睹劳氏父子两代的无尽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要知道，劳季言和劳巽卿就是因为曾给劳门带来无上荣耀的家族藏书一旦之间毁于其兄弟二人之手而忧愤成疾，并于1864年先后谢世，时年均甫过不惑。

三是苏州的“艺海楼”。顾湘舟当年专门在其私家园林“辟疆小筑”中建有藏书楼“艺海楼”，楼上樟木书橱环立，藏书多过10万卷，楼下则为“吉金乐石斋”，所藏皆商彝、周鼎、晋帖、唐碑之属。时人称其藏书“不及四库者600余种，而四库未及者2000余种”。当年，太平军占苏州时，“艺海楼”因其所聘书画鉴定大师徐康与太平军高级将领私交甚厚而得以安然无恙。但在劳氏兄弟去世的那一年，太平军从苏州败走。这时，新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以“惩通敌，封逆产”为名，公然派官兵查封“艺海楼”，并将其中的珍本成捆地装车抄走，因此才成就了其藏书之富称雄一时的“持静斋”。对此，“皕宋楼”主陆心源直称其为“强取豪夺”。而其他流离在外的“艺海楼”珍品则有不少为朱学勤搜求购得，尤其是诸如《吴中金石志》《玄妙观志》《七姬庙志》等方志类文献甚是珍贵。

现在，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朱学勤重外孙张子美于20世纪80年代所献“结一庐”劫余所传宋刻本：《史记集解索引》（130卷）、《晋书》（130卷）、《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卷）、《西汉会要》（70卷）、《古史》（60卷）、《通鉴纪事本末》（42卷）、《东汉会要》（40卷）、《皇朝仕学规范》（40卷）、《淮海集》（40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皇朝编年备要》（30卷）、《古灵先生文集》（25卷）、《古灵先生文集》（年谱卷）、《礼记》（20卷　）、《说苑》（20卷）、《刘子》（10卷）、《才调集》（10卷）、《翻译名义集》（7卷）、《钜宋广韵》（5卷），以及《杜荀鹤文集》《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赵清献文集》《京本点校附重言重意互注周礼》《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至此，上述顾廷龙所言之“价值连城”恂可谓“信哉斯言”。

朱学勤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光绪元年（1875）。虽然他一生淹贯经史、博通典籍，但其治学的宗旨则是“通经致用”。早年，在户部主事时，朱学勤就对国家财政税收制度之得失有过深入的考察及思考，并撰有《国用岁出岁入总数考》。去世前13年，朱学勤一直领军机处，是同治朝军政事务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甚大，令朝野刮目相看，曾国藩亦尝嘉许其“学足论古，才足干时”。当年，朱学勤在世时即有“大清贾谊”之誉；今天，“结一庐”遗珍依然在嘉惠吾人，并彰显华夏文明之绵绵不绝及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