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以下简称《商文明》）为《天神与天地之道》的增订版，增加了30%以上的内容，而且对原版中已有内容重新分类、改写，并综合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目前，学界关于夏商周的主流论述，基本上延续与发展了邹衡先生所建立的论述框架，即郑洛地区为夏及早商文化的中心区，二里头为夏都，而郑州则为早商成汤所建之亳邑。此框架建立之主要证据有二，其一来自传世文献对夏、商地望的记载，其二来自陶器的类型学研究。这也是“二重证据法”于考古学中应用的典范之一。

然而，作者的夏商周体系，首先从方法上对这两项证据做出了挑战。第一，作者认为，传世文献虽然有其真实的素地，但也只是第二手的资料，必须让位于第一手的地下出土资料，包括出土文献与人工制品。对待传世文献，她所抱持的是一种“探古”的态度，一方面承认传世文献中仍保留着史实的素地，如神农、大禹虽然未必确有其人，但相关文献记载在某些方面是上古历史记忆经过多重折射后的书写载体。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盲目地相信传世文献，尤其是传世文献所载之具体地名、时间和历史英雄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第二，出土的一般日用陶器，其反映的应是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却非追溯王族或贵族阶层等上层精英文化的最佳资料。因此，作者在《商文明》中选择以各种材质的礼器作为研究对象，概因各类高等级物品，特别是礼器才是更适合评估精英文化和国家政体的资料。该书首先对礼器的纹样、图像和造型做分类及母题分析，在此基础上溯其源流，考其意义。依此方法，作者建立了新的夏商历史框架，即以殷墟武丁征服盘龙城为分界，此前夏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长江中游的楚地；后在晚商阶段，殷人南下打败汤商，吸收且合并了汤商王族的谱系和精英文化，并自称为“商”。

通观全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在研究上古信仰及思想文化时，往往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依形象和母题分类，按时间先后排序，这相当于考古学中常见的类型学方法，以此考察形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源流演变。

第二，在梳理源流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图像隐含之内在意义的流变。在做具体内涵考证时，作者的出发点往往从殷商开始，此乃因殷商已有甲骨文，可从其语境中相对有效地确认那些神秘形象的隐义。随后，遵循“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的方法论，探源溯流，在时空中反复穿越，把握不同形象最初的意义及其演化乃至消亡的历史过程，并结合历史背景深究其演化的底层动因及规律。

第三，向前追溯至没有明确意义文字的阶段时，各项证据零散稀少，因而对于具体内涵意义的索隐，除了要在连续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外，作者还特别强调整体观和多学科整合式研究方法，如整合古文明比较研究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第一身对人性与人类本质的观察与思考，形成其特有的历史整体观和认识论。以此为前提，移情入境，以一种“同情式理解”的方式，将零散的一手证据链及各种一手史料碎片串起来，实现整体性的复原。

综观全书内容，笔者以为，全书最精彩，也是篇幅最大的两个主题为“神龙（双嘴龙）”和“祖先与日”，这大概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最为好奇的两个问题，即龙的起源与祖先崇拜的起源问题。

论述神龙的章节是上编一至六章，所论均与神龙形象的信仰及其意义流变有关。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国上古文明中神龙形象的几种起源说，并重点分析了昆虫说的合理性，认为神龙最初的形象与内涵均源自昆虫。昆虫的羽化再生能力，是平原农耕族群可以从日常耕作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羽化再生象征的“死生”意义，也是农耕族群在农作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中祈求的理想。此说的合理性也得到越来越多出土证据的支持。如凌家滩遗址新发现的一件破蛹而出的龙形玉器，生动且形象地表达了神龙的再生与羽化，其模仿的自然对象明显是昆虫。近来，李新伟先生也有撰文强调昆虫的羽化再生能力在上古信仰中的地位。

由虫及龙，书中论证了禹为虬龙之貌，虫之名，龙、虫实际上是同音同义。如此看来，《说文》中认为禹为虫，应是有其根据的。早在百年前，顾颉刚便认为禹为九鼎上的虫。结合《商文明》的研究成果可知，顾颉刚的直觉判断其实是准确的，但需要借用该书的思想资源转译一下：在后世传说中，禹被视为传说中的天神或神王；鼎乃高等级贵族使用的礼器，所谓九鼎上的虫其实是指当时礼器上常见的神龙纹；这就是他们心目中能够沟通天地、让地上万生（包括人）死而再生、神通广大的神。禹既是沟通天地的神王，其形象便是龙，也就是虫。这种以双嘴为特点的夔龙纹，最早恰恰定型于作者提出的夏禹所在之时空之中（作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晚段为夏王国），即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玉质礼器之上。

随后，早商文明的青铜礼器上大多有着各式双嘴龙纹，这是早商时期的信仰核心。作者认为这是成汤为笼络人心，有意将神龙信仰提升为国家宗教的结果，反映了成汤作为政治家的高明策略。通过对商代双嘴龙的分类与描述，作者指出，不管是哪一个类别，双嘴的结构特征都十分突出和明显，其形象的意义核心在于强调“口”与“双”，这与其以吞吐管理死生的神能相关。神龙通过吞噬主持仪式的巫（神杀仪式）或死去的商王等上层贵族，帮助他们升天归源，并神格化及再生为神人（神生），通过吐下神灵雨，滋养地上众生。

进入殷商时期，甲骨文的“神”字为双嘴龙的象形字，这实际上是理解商文明双嘴龙神信仰的关键密码。从“神”字以及相关的“虹”“云”“電”等字的意义，作者综合推导出双嘴龙神具备沟通上下的升降神能。有意思的是，殷商时期的饕餮形象，除了成双的双嘴龙外，还有凤、虎、牛、象、鹿、猪等形象。在作者看来，这种风格的形成反映了当时多元族群的融合，一方面保留了多地上层贵族原先信仰的主要形象，另一方面又被统合至一元帝国宗教体系之中。而在各式神兽之中，夔龙的地位最为崇高，其次为虎和凤，再次为其他动物。

这恐怕是中国早期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跨地域族群融合过程之一。据《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所述，殷商王族拥有马车等先进的战争技术，而这些先进的武器和马车，明显是来自草原的文化因素。运用这些先进的战争技术，殷商王族征服了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作为一个新兴帝国，殷王武丁借助上述多元一体的帝国宗教，整合多元族群，形成统一认同，保障帝国的稳定。

《商文明》中编的核心讲述了祖先崇拜的起源与商王族“十日丧礼”的关系。甲骨文中明确记载了先公先妣的日名与周祭祀行为。而写有先公先妣日名的祖形器（学界或称作“柄形器”），则可追溯至盘龙城文化中形制相近的柄形器，其形象源头又可进一步追溯至后石家河文化所出之玉器。但同类器物不见于更早的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那么，祭祀祖先的行为是否能追溯至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甚至更早的阶段呢？

根据赵柏熹博士的毕业论文，长江中游的祖先崇拜或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生殖器崇拜，其核心观念是生育，常见的器物可能是象征神母或神祖的器型。在此阶段，一种象形于男根的祖形器可见于早期定居生活仍不稳定的彭头山文化和柳林溪文化之中，其信仰的核心意义仍与个人繁衍以及生命源头等概念密切相关。直到屈家岭文化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形象及意义的转变。一些遗址的祭祀区经常出土大型“套筒形偶像”，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与甲骨文“祖”字形象相近的礼器，其表达的意义已经演化为具有政治结盟含义的太阳始祖，也是社群公共祭坛上的偶像。当时国家初兴，以太阳为始祖的多个邦国统治者，彼此联盟成为国家，由这些平等的邦国轮流主宰国家政权，并借用十日始祖形象表达永恒的盟约关系。随着原本约为兄弟的盟邦之间不再平等，到了石家河文化阶段，公共祭台上的大型始祖消失，反而出现大量小型的“神母抱祖”陶塑及红陶杯等法器，这意味着从原本的社群共祖崇拜，转变为各个家族世系群的祖先崇拜。由此看来，长江中游确实存在着一套独立起源的祭祖仪式，尽管经历时代变迁，其仪式乃至祭祀形象都有所变化，但仍可清晰地看出其中的连续性与传承脉络。

然而，书中虽有不少精妙的洞见，但仍存在一些瑕疵。例如，书中文字本应配合器物图片一并阅读才能有最佳效果，但是，当页所描述之器物或纹饰，往往需要在他页中寻找。且书中并无图录，故而阅读时翻找图片是一件相对麻烦的事情。不过，形式上的瑕疵无法掩盖该书在研究方法以及内容上的亮点。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尝试解答上古史诸多困惑与疑问的好书。（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

作者：郭静云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