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如何探究史前史》（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s of Prehistory）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国，史前学大体与考古学同义。英国史前学家柴尔德将考古学看作是分辨、发掘、记录和保存历史资料的实践，而将解释称为“将过去拼合起来”，需要用理论方法对材料做系统和综合的研究。特里格将考古学看作是一门采用各种技能提取和整理物质遗存的实践性学科，而史前学则是用考古材料来重建历史或提供阐释性综述。因此，材料整理和阐释工作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是考古材料的积累阶段，绝大部分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整理区域材料和构建年代学的工作上，解释的任务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像柴尔德这样运用考古材料重建欧洲文明发展史，并将摩尔根文化进化论与埃及和近东材料相结合，提出宏观历史综述的学者实在是绝无仅有。

20世纪中叶，欧美考古学的范式转变不是针对田野技术，而是阐释方法，特别是针对“为何”的规律性问题。过程考古学批评传统研究单凭归纳的常识性解释，提倡假设-演绎的科学解释。认为结论如要被取信，就必须接受实证的检验。目前，我国考古学的主要实践仍然是发掘和整理材料，尚未将它们有效转换成与文献有别的历史知识，而常见的解释仍是材料的归纳或未经检验的个人观点。所以，这本书对于如何进行阐释很有帮助。史前考古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洞见，否则这门学科仍是依赖新发现和新材料的技术操作，很难为其他学科提供见地独到的学术参考。因此，如何将无言的物质遗存变成置信度较高的历史综述，是增强这门学科科学性的关键所在。

梗概

考古学传统方法的优势是把材料在时空上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材料的解释受到霍克斯推论难度阶梯的制约，即复原技术和经济比较容易，复原社会结构较难，复原宗教信仰最难。即使史前学家能够充分掌握各种材料，常常也无法确定文化变迁的原因。这有赖于对年代学更加详尽的控制以及对周围文化历史更加详尽的了解，同时也有赖于对民族志材料和社会人类学理论的了解和熟练运用。解释社会变迁构成了史前学的理论领域，这种综述能力不同于田野考古学家所掌握的一套技能，但和后者一样重要。

重建史前史需要采取学科交叉，在提取和整合各种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来做出尝试性解释，并根据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而不断完善。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是一种经验性操作，一般熟练技工都能胜任。而阐释则是一种科学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来收集和分析材料，并用逻辑推理构建证据链，从而得出因果关系的初步结论。这需要我们摆脱当前分类描述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的困境，各学科的专家为解决某些重要问题共同商讨研究的策略。这种科学探索需要建立一套与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迥异的思维和探索方式。这种策略包括概念、变量、模型（假设）和理论等基本要素。

概念

阐释通过概念来表达，用精确的名字称呼事物，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很容易混淆，关联也不可靠。屡见不鲜的是，相同的术语常有不同的含义，术语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矛盾。因此，定义明晰的概念是解释和交流的基本前提。本书首先说明历史学、考古学和史前学的区别以及史前研究的方法。然后从人类学角度强调了将族群、语言和文化等概念作为独立变量加以讨论的重要性。作者还讨论了一些常易混淆的术语如文明、城市和国家，认为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残缺不全的证据严重制约了考古学透物见人的解释工作。

模型

考古学探索就像历史侦探，目的在于弄清现象背后的潜因。这种科学方法是有别于材料归纳的演绎，需要提出不同假设以供检验，这种尝试性解释被称为模型。由于史前研究不是实验性科学，加上残缺不全的考古材料，学者只能根据当下最充分的证据和最佳理论来作出解释，并要根据新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方法的进展而不断修正，甚至推倒重来。尝试性解释以提出各种“模型”为特点，比如分析和解释社会功能运转的“系统论”是一种机械式模型，而塞维斯探索社会演变规律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则是一种进化论模型。

变量

变量是一物之名，并是一类特殊的概念。各种概念通过变量的关联来提供解释。在考古学解释中，一种误导的观念是认为族群、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同一分化过程的产物，于是认为某群人的历史可以拼凑不同材料来重建。然而许多反例证明，族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必须作为独立的变量来研究。

文化与社会

对不熟悉民族志材料的学者常会将文化与社会相提并论，或将社会看作文化的表征，习用一些器物或墓葬来推断生计、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网络，而物质文化是人类活动之产物，而且是历史重建非常有限的依据。由于不同的器物或工具因其功能差异具有不同的流通和传播方式，因此没有一种以器物组合划分的考古学文化能够等同于某个社会单位，文化与社会单位的边界极少重合。考古学文化无法以任何机械的方式与诸如部落或国家等社会单位相对应。

传播迁移论

考古学一度非常流行采用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变迁，即将新发现材料与已知文化的比较来追溯其渊源。但是，在运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考古材料时，常常会流于简单粗糙。虽然传播是指思想的扩散，而迁移指人群的流动。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人群扩散却没有文化传播（维京人移居北美），迁移是传播的主因（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没有人群移动的传播（拉丁文化随罗马帝国的扩张），人群迁移而没有文化传播（移民的同化）。因此，传播与迁移是独立的概念，需要分别对待。在判断文化关系时，我们还必须留意文化特征的功能趋同或独立发明。小到石器和陶器，大到农业、金字塔和原子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趋同和独立发明的例子。

社会变迁

考古学的社会变迁研究主要是从聚落形态、跨文化类比、器物类型、装饰母题以及语言学材料来分辨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其最大问题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之间画等号。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社会复杂化，有些重要的术语用法混乱，比如“文明”“国家”和“城市”常常互换。其实，文明是指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较高水平，国家是权力制度化的社会，而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厘清这三个概念，能让我们较准确地把握复杂社会的不同方面。国家往往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有些早期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典玛雅并没有城市，而有的城市如麦加与国家形成无关。

理论

理论旨在以某种规律性方式说明事件和现象的因果关系，并因问题具体或抽象的特点而有不同的层次。没有理论，社会科学就会沦为没有条理和毫无意义的一堆材料和数据。在解释中，我们应该把个人观点和科学假设区分开来。本书介绍了国家起源或社会融合的两种理论，一是“有机”团结，将技术和经济看作促成社会凝聚的主动力。二是“单方”或“机械”团结，把武力征服看作是主动力。早期国家起源也有其他不同的理论，比如自发论、水源论、冲突论、贸易论和生态系统论等，它们都通过变量动态关系的模型来提供解释。

最后，作者利用考古学、地质学、语言学、图像学、体质人类学和神话等材料对埃及前王朝的社会发展进行了综述。特里格认为，解释社会变迁必须立足于对人类行为的充分了解，重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采取一种不同学科证据之间对话的形式，并用社会科学理论来作出解释。

启示

一百年前，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考古学是地层学发掘的田野技术和材料整理的类型学方法。由于本土化适应和史学定位，使得上古史材料借助文献资料来解释，而史前材料的解释基本凭借直觉和常识的判断，并不擅长采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实证手段来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各种不同观点加以论证，并权衡某种结论的置信度。因此，我国考古研究的阐释层次亟待提升。一方面，考古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的一门学科，因为它具有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长时段视野，被认为处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物质性和不完整及阐释的各种难度，使得它被认为是所有历史科学中最难研究的领域。考古学从材料积累转向历史重建，需要从发掘和采样开始就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并采取多学科交叉，通力合作，共同解决文化变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完善和提高考古学阐释可以为人类历史作出很大贡献，也能极大提高这门学科的地位。而《如何探究史前史》可以为培养这种能力提供一条门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如何探究史前史》

作者：［加］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Trigger）

译者：陈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