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是我国古代人们梳妆照面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历时久远、流传甚广的文物种类之一。它有两个面，一面磨光发亮用于照出自己的面容，故也叫鉴或镜鉴；另一面铸刻花纹或铭文，中间饰有铜钮，用来穿线便于悬挂。

兴平市博物馆藏的三乐铜镜，直径12.7厘米、缘厚0.5厘米，重量360克，六出葵花形。半球形钮，钮左侧人物侧身站立，束髻戴冠，身着宽袖长袍，右手持龙头杖，左手抬起指向前方似在发问；钮右侧人物束髻，头戴花冠，身着鹿皮裘服，左手持琴，右手持琴弓，正如痴如醉而歌；钮上方框中两竖线将铭文分为三列，内书“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九字；钮下方饰一垂柳，似在随歌起舞；素缘。整体纹饰虽然简单，但布置搭配异常生动，是唐代铜镜中人物故事类镜。

唐代铜镜的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由汉式的拘谨板滞到自由写实，由繁乱纷杂转为清新优雅，铜镜背面纹饰中的花鸟、植物类纹饰逐渐增多。器形也开始有了突破，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圆形和方形，为了适应纹饰的主题变化，出现了菱花镜、葵花镜等花式镜，使铜镜的纹饰与器形更加完美地结合起来。另一个主要的特色，是人物题材的铜镜大量涌现。根据镜背的装饰题材可将唐代人物故事镜分为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击鞠纹镜、狩猎纹镜等，三乐镜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人物故事镜。

三乐镜又名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镜，流行于唐代中期。其出土数量较多，各地均有发现，从出土资料看陕西和河南居多。大多数尺寸多在13厘米左右，铭刻清晰，人物关系明确。按形制大致分为圆形、方形和葵花形三大类，葵花形又按葵口分为八出葵花镜和六出葵花镜。镜背一般为素钮素缘和一则人物故事。在《故宫铜镜图典》《古镜今照——中国铜镜研究会成员藏镜精粹》《千秋今鉴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等专著和相关期刊都有三乐镜的著录和介绍，无论是哪一种形制，三乐镜的纹饰都基本相同。

三乐镜的故事记载最早出自《列子·天瑞》，虽然各种版本记述略有差别，但故事内容大抵相同。说孔子游泰山，见荣启奇（期），衣着简朴但却边弹边唱，怡然自得。孔子便好奇地问：“先生为何如此快乐呢？”荣启奇（期）回答：“令我快乐的事情太多了！天地万物，以人为贵，而我能有幸成为人，这是我人生乐事之一；因男尊女卑，而我又身为男性，这亦是乐事之二；有些人一出生就不幸夭折，而我至今却已度过九十余年，这是乐事之三。贫穷之于生活，死亡之于生命，则是终了与结束。安贫乐道，以达善终，还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呢？”孔子听后，感叹道:“说得好啊！”

荣启奇（期），字昌伯，春秋时期郕国人，博学多才、精通音律的隐士，有着安贫乐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处世态度。荣启期就孔子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提出了“三乐”的处世理念。因而也有称为“荣启期镜”“荣启期答孔子镜”等。镜中持杖者应为孔子，持琴者为荣启奇（期），钮下方一树象征郕之野。铭文中荣启期被写作为“荣启奇”，有的观点认为是传写之讹误，也有的学者考证是声音之通转，并非错字。

儒家也曾提倡“三乐”，《孟子·尽心上》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三乐也。”由时间上推算，荣启奇（期）与孔子泰山交谈时，儒家学派尚在形成中，对于提倡“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来说，荣启奇（期）的思想对儒家思想可能产生了影响。荣启奇（期）的形象在绘画中亦多次出现，如南京西善桥《竹林七贤与荣启奇（期）》画像砖图案之上，便印有荣启奇（期）图案。而孔子的形象在出土文物中非常罕见，1976年浙江金华西晋墓曾出土一面孔子及弟子铜镜，镜纹描绘的是孔子与弟子围坐讲学的场景。

三乐故事题材虽然十分简单，但思想性很强，所谓的“三乐”，除了指具体的三乐以外，更表现了荣启期一种更抽象更广大的“自宽”和“乐”，一种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的精神。既表达了封建社会朴素的人本思想，也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价值取向，更是包含了人们对于长寿的祈愿。三乐镜构图方式、画面内容独具一格，线条简洁，充满生活气息，虽寥寥数笔，却把人物的神情气质表现得恰到好处，是唐代物质文化及社会思想的重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