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概况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约33公里，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约4.5公里，喀什绿洲北缘荒漠中。遗址坐落在古玛塔格山东南一处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洪积台地上，南临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附近有坎儿井、汗诺依古城、喀拉墩古城等遗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此盗掘了少量文物，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做过调查，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进行复查和登记，但留下的信息都极少。

2019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发掘，被列为“考古中国”新疆重点项目。至2023年底，发掘面积39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较全面呈现了寺院分布范围、形制布局和建筑结构，基本明确了主要建筑的性质和遗址的兴衰历程。出土石膏佛像、陶器、铜器、铜钱、石器、玉器、木器、琉璃器、建筑构件、纺织品、动物骨骼、植物果核和种子等各类珍贵遗物及残件约3万件。

遗址范围和寺院总体布局

遗址地处平面略呈三角形的台地上。台地北、西、南三面为陡崖，中东部为洪水冲沟和缓坡，南部被一条后期冲沟分割出一个小台地，总体地势自北、西、南向中、东部倾斜。由于正当风口，又多雨水，遗址受风雨侵蚀严重，地面沟壑纵横，除一座保存尚好的圆形塔和一座面目全非的方形大塔仍然高耸之外，仅残存少量低矮的土堆状倒塌堆积。

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分布密集的大规模建筑群，清理出阶梯式山门大道，10余处房屋基址，以及圆形塔和方形塔的塔基和塔基之下的基台。建筑群集中分布于主台地的西部、南部和南面小台地上，临近台地边缘约8米高的陡崖，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长近200米，最宽近100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从而形成一座不设围墙，主要借助于高耸的自然台地形势，矗立于台地顶部，俯瞰恰克玛克河冲积平原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

寺院以圆形塔为中心，于圆形塔的北、东、南三面修建众多不同形制的房屋建筑，各建筑之间大多毗连相接，在圆形塔北部形成中心广场。方形大塔位于遗址西北端，山门大殿和山门大道位于东南端，面朝东。佛寺遗址南约500米为莫尔聚落遗址，也发现了房址、窑址等遗迹，其与佛寺遗址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古证明。

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与性质

位于遗址中心的圆形塔，以土坯砌筑，由三层自下而上依次缩小的方形塔基和上部的圆盘、圆柱形塔身和覆钵丘构成，样式完全符合佛典中记载的造塔的形制，是一座经典的覆钵式舍利塔。这种形制的佛塔可以追溯到公元2～3世纪的中亚。该塔方形塔基的四角大致正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东角外试掘发现，塔基之下还有一个以土坯墙包砌的更大的基台，通过清理出的基台东角，大致可以推断基台的范围。位于遗址西北端的方形大塔是一座实心土坯塔，破坏严重，其原来的样子已很难确定，一般推测是5世纪末修建的佛塔。本次发掘利用探方和探沟相结合的发掘方法，在底部周围发现并复原了第一层塔基，其边长约29米。还发现并部分复原了第一层塔基之下的基台。基台以自然台地为基础，包砌约86厘米宽的土坯墙构成，东面土坯墙长近40米，自最低处地面起残高约2.3米。东墙中部有从底下通往基台顶部的阶梯。上述发现为复原两塔的形制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

寺院建筑均为在经过整修的砂石土质台地顶部平地起建，先平整地基，再开基槽，以土坯在基槽中砌墙，构筑房屋。清理出的房址，上部建筑都已不存，部分已侵蚀到生土，但大多墙基尚在，且保留有用白石灰粉刷的室内外墙面，据此可以基本复原房屋的结构布局。发现的10余处房址，大多包含多个房间，从房址的形制布局和房间内的设施配置，大体可分为4大类。

第一类为平面呈长方形，内部由“凸”字形前厅、左右侧室、中室和左右后室构成的多室房屋，一般出土生活类遗物，后室设灶台或地窖，推断为僧房，称为独栋式多室僧房。第二类是室内沿一、二或三面墙砌坐台的单室房屋或房间，它们有的还与其他功能房间组成多室房屋单元，这种内设坐台的房间和房屋，有的有灶或壁炉，出土遗物极少，推测为僧房、讲经堂、禅修或休息室等。第三类为室内中心或后部砌土坯台，形成“回”字形结构的房址。这类房址往往出土大量石膏佛像残片，根据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区流行的同类遗址推断，很可能是带中心塔柱或佛台的佛殿。与之类似的还有在室内设贡台的房间，应属于礼拜堂等礼拜性建筑。第四类是一处由中心大堂和两端各两个厢房构成的平面略呈长方形的大型房址，门朝东北，结构和朝向都与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具有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点，出土大量石膏佛像残件，其中保存较好的佛脸也显示可能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也出土开元通宝钱币，放射性碳十四测年为7世纪末8世纪初，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初步推断很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安西四镇中的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但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在遗址南端发现了通往小台地顶部的阶梯式步道，推测为山门大道。此步道通达的台地顶部，为一个以土坯铺地的高台，南、东两侧台边已不存，北、西两侧台边包砌土坯墙，北墙有门道通往里面建筑，并被该建筑打破；西墙中部有坡道通达高台下一层台面。据其位置和相关遗迹特点，推测为山门大殿所在。

寺院变迁

虽然难以通过地层关系确定各个房址之间的相对年代，但由于大多数建筑相互毗连，因此可以通过房屋朝向的变化和墙体之间的打破、借用、避让，判断它们的早晚关系。结合分别从墙体和室内采集的年代标本测定的绝对年代、具有年代特征的遗物提供的年代信息，基本明确了主要建筑之间的早晚关系和寺院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公元3世纪中叶前后，规划修建了山门大道、山门大殿、遗址中心的覆钵塔及其西北、东北面的2处独栋式僧房。

第二阶段，公元4～6世纪。前期建筑仍然使用，在覆钵塔北面和东面新修III、IV、VII号“回”字形佛殿、厨房和一些带坐台的房间。其中，III号“回”字形佛殿打破I号建筑即东北面的独栋式僧西南角，IV号“回”字形佛殿侵入到西北角独栋式僧房前面的地域，VII号佛殿则进入到覆钵塔基台所示的空间范围，表明它们的年代应晚于被它们打破和侵入的对象。厨房和其北、西侧的３个房间构成一个单体建筑单元，这个建筑单元的北墙被具有汉传佛教建筑特征的大佛殿所借用，表明其年代较后者早。这些建筑和覆钵塔一起又构建出中心广场。这一时期也可能修建了V号建筑和方形大塔，不过由于V号建筑和方形大塔独立于外，因此不排除它们更早或更晚的可能。佛教信仰则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为主转变，供奉的佛像形态较小。

第三阶段约为公元７世纪前后至最后废弃。紧靠西北部独栋式僧房东墙修建了具有汉传佛教建筑特征的大佛殿，大佛殿还借用了厨房建筑单元的北墙和IV号“回”字形佛殿的东北角，表明其年代相对较晚。大佛殿供奉二倍于真人大小的巨佛。这一时期也在厨房以东修建了一个非常结实的大型方形单室建筑，墙厚达1.1米，室内沿西、北、东三面墙设坐台，推测为讲经堂。该房址室内地面的垫土中出土大量陶片和少量石膏塑像残片，显示为晚期建筑或经过后期整修。讲经堂和厨房之间形成走廊，后在该走廊的南、北头分别增修连接厨房东墙和讲经堂西墙的墙壁，并于增修的南墙正中开门，沿室内北墙、西墙设坐台，形成了带坐台的单间。其修建时间因此要晚于讲经堂和厨房。但由于讲经堂的门直通该房间，然后通过该房间的门才能出来，因此，二者应该曾同时使用。至此，遗址达到最大规模。多数建筑应长期沿用，或有改扩建，大约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主要建筑被烧毁。建筑物房间内填土中发现有废弃后再使用的痕迹。

多学科探索

针对莫尔寺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实施了微形态、古环境和废弃后再利用等领域的多学科综合探索和分析。初步研究表明，遗址周围地貌为洪积平原和洪积扇，晚全新世气候整体更加湿润。房屋废弃后堆积显示经历过火灾和复杂人为占领，以及风力、水力等自然因素改造等多个过程。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鉴定，确定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蒋洪恩合作，开展植物考古学研究，在遗址中发现了桃、杏、苍耳、大枣、小麦、青稞、葡萄、甜瓜子、黍、粟、大麻、葫芦、顶羽菊以及刺山柑等植物种类。此外，还在与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残留物分析、石膏产地等方面的研究。

价值与意义

莫尔寺遗址是目前经过系统发掘的我国最西部始建年代最早、延续至唐末且保存至今，平面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发展演变基本清楚的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提供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早期大型独立式佛教寺院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的关键样本，中国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很大程度要追溯到这里。这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建筑和造像艺术发展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翔实材料。

一般认为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最晚从公元1世纪向周边传播，3世纪以后在塔里木盆地、巴克特里亚、楚河流域形成三种模式。莫尔寺的发现，既有犍陀罗因素，也与中亚佛塔存在联系，更有塔里木盆地普遍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和喀什本土的独特建筑样式，为解决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线索。

莫尔寺遗址是喀什地区汉唐时期流行佛教文化的有力见证，也是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实证，在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史和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莫尔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既有印度和中亚佛教的因素，也呈现了喀什当地的特征，还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突出特性，是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的实证，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新的见证，对文化润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

（执笔：肖小勇 史浩成 齐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