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家村1970年10月以金银器为主的珍贵文物的发现，学界曾称“何家村窖藏”“何家村遗宝”，因遗物数量巨大、种类齐全、纹饰精美、工艺高超、内涵丰富，声名远播，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侯宁彬：《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一）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就何家村的重要发现，一直没有编辑出版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现在，参照考古发掘报告体例，完整收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何家村窖藏文物959件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终于出版，补足了以往的缺憾，而以后的研究会更上一个台阶（齐东方、侯宁彬：《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二）的学术前景，也因此得到了实现的条件。

何家村遗存，当时被有意深埋在地下。土层千百年的封压，却并没有杀灭这些基于饱满艺术热情和蓬勃美学追求而创造的旷世珍宝的文化活力。金走龙，共12件，“因系手工打制，金龙身姿和步态都略有不同”，双脚及四肢与躯体用“焊接”方式连接。角与头部颈部的组合，扬抑倾向也各自“不同”。与步履的对应，都表现出富有生命力的动态。著名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形制表现出和草原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银壶上的舞马形象为今人再现了早已失传的唐代宫廷舞马祝寿娱乐活动的场景”。壶底与圈足间的“焊接”痕迹以及“焊料脱落”情形，也值得研究者注意。这些文物精品华美的艺术特质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表现了鲁迅曾经赞美的一个时代“魄力究竟雄大”的“豁达闳大之风”。在后来的历史时期，这种文化风格“消歇净尽了”。鲁迅是在欣赏一面“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的古镜时发表这样的议论的。他认为这是汉代的镜子。“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鲁迅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豁达闳大之风”的表现，多见于经由丝绸之路的“通”“致”“取”“来”。

丝绸之路的考察、理解与说明，是现今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主题，也是许多研究者看作主攻方向的学术任务。确如谭前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所说，何家村发现不仅反映了大唐王朝的艺术水平、科技成就和社会风貌，也多有外来文化的精品，从来源上看，既有来自域外的舶来品，也有唐人的仿制品；既有中央官府作坊的产品，也有地方的进贡品。全面反映了大唐文化的世界性和唐人的开放精神，对于研究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的手工业工匠在制作时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等中亚和西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还使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何家村遗存中，我们看到直接来自域外的文物，如属于中亚粟特产品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来自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凸圈纹玻璃碗，具有典型波斯风格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水晶八曲长杯等。而更多物品造型与纹饰体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如狩猎纹高足银杯，其造型源于东罗马。摩羯纹金杯可见印度文化的影响，其装饰方式又具有西亚文化的特点。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体现出典型的粟特金银器风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唐代金银器、玉器，系统、完整地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取用、模仿、融合进而改造、创新的过程，是唐代乐观开放、积极进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物化的体现，从物质文明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放眼看世界、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时期。”（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经过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介绍，人们普遍认识到，汉唐丝绸之路促成了文化联系与文化传播。然而具体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仍然是具有学术前沿意义的新课题。而考古发现所获信息的保护、整理、研究与再发现，往往可以促成全新的学术认识的获得。《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出版，发表了新的资料，提示了新的判断，增益了新的知识，也启示我们进行新的思考。

谭前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其实并非简单的平面性的“综述”，而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一定研究水准的学术总结。对于这批文物有总体的分析研究，而相关研究论著均予收集消化，学术概说大致到位，发表评议基本得体。有些认识的提出，充实了我们的知识。比如关于“秘密埋藏”以“保存金银”的方式，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引《因话录》载范阳卢仲元得金百两，密埋于居室内；《朝野佥载》说长安人邹骆驼发现伏砖下瓷瓮有金数斗；《旧唐书·王稷传》云“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这些故事，都有助于说明何家村窖藏文物发现的缘由。论者指出：“可知埋藏金银财宝的做法在唐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其他器类最大区别是，它们主要发现于‘窖藏’。‘窖藏’是指文献中屡屡见到的有意埋藏珍宝的遗迹。”《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采用了这一意见，指出：“（唐代金银器）绝大多数都出自窖藏或居住遗址，只有极少部分出自墓葬。”唐代“埋藏金银财宝”故事后一例王稷的“复垣”，汉代称“复壁”，或用以藏身。更早则有孔壁中书的保存方式。而唐代富家用以珍藏金银，体现出社会文化史的时代特点。

对于何家村发现的“银香囊”，齐东方进行过细致的研究。通过“何家村银香囊”与“沙坡村银香囊”“三兆村银香囊”“法门寺银香囊”“正仓院银香囊”“弗利尔银香囊”“凯波银香囊”“大都会银香囊”共13种“唐代银香囊”的相互比较，提出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齐东方指出：“这种器物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两件，记载地宫藏品的《法门寺物账》上记述银器时提到‘香囊二枚重十五两三分’，与出土器物正合。可知这种圆形的熏香器物的名字应是‘香囊’。”关于其“十分别致”的形制，指出“使用时，随着最内层半圆形香盂所受重力和活动机环的作用，无论外层球体如何转动，最里面的香盂总保持平衡状态。香盂盛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出，设计非常巧妙。”（《唐代金银器研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也采用“香囊”的名号，还在“了解唐代科技文明的实物资料”一节高度评价了这一器物的“科技”品质：“在设计上运用了常平架原理（陀螺仪原理），无论怎样转动香囊，其内的焚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根本不用担心火星或香灰外溢。这种在欧美近代才用于航海和航空的常平架原理，中国早在唐代便已掌握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足以反映唐代在金属制造工艺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其实，《西京杂记》卷一“被中香炉”条已经写到：“长安巧工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发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这种机械结构的设计和制作，当在“唐代”以前很久，应当注意“房风”“丁缓”的早期发明。《西京杂记》的这条材料，其实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已经引录。至于“香囊”定名，似应当说明通常形制为织品制作的“香袋”。由曹操高陵出土“香囊卅双”石牌，可以推知应有日常使用的“香囊”随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也可见“香囊”铭文，可以看作相类同的文化现象。汉魏的“香囊”，应不同于何家村所见有学者称之为“香炉”的器物。东汉魏晋时期社会上层用“香”风习普及。贵族大墓或大量随葬“四方珍香”。对西域出产“香”的热情追求，也是丝绸之路史所见社会文化迹象。

走笔至此，还想就何家村“金走龙”再说几句话。编者告诉我们，金走龙“现存6条，另6条被盗，至今尚未破案”。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话题，却经常没有办法避开。拙著《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曾经讨论历代盗墓史迹，提示中国法制传统对盗墓行为的严惩。可惜，人们在面对科技水准、社会产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现代进步时，却往往看到背离文明史发展的历史意识和道德品格的倒退。

回到“何家村”主题，我们在这里还是应该衷心祝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面世，真诚感谢本书编写者和出版者出于学术责任意识的辛勤付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主编：侯宁彬

执行主编：谭前学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