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村遗址发掘者与《中华远古之文化》作者

1921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带领其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5名中国助手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姚某等和该所新聘技师袁复礼，以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Zdansky）、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步达生（D·Black），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10月27日开始，至12月1日，历时35天。

《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年10月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上发表，报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还发行了摘印本。作者系安特生，杰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1924年被聘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野外调查工作依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1920～1924年任地质矿产陈列馆（今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馆长。另著有《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河南史前遗址》等。

袁复礼（1893-1987），河北徐水县人，为留美归国地质学者，后成为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他既是仰韶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成员，承担地形调查、测绘遗址图、共同发掘、现场记录、英语翻译、协调处理发掘中遇到的纠纷等工作，又于1923年1月在首刊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是迄今所知关于仰韶村遗址发掘第一次公开刊发的简讯（即简报）。他用中文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该著作的第二作者。

《中华远古之文化》内容举要

该著作由安特生撰写英文，主要内容经袁复礼中文翻译，分为英、中文两部分。英文部分原文共68页，另附图版17张。其中正文分六个章节，章节无标题，计42页。正文后为17张图版的文字说明，计26页。中文部分为翻译的正文及图版说明，对六个章节正文内容归纳命名了标题，正文27页，其后18页为文后图版的文字说明，共计45页。中文为繁体字竖排。是一部英文、中文或谓中英文双语的考古发掘研究报告。

袁复礼命名的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以下均引自重印版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中文为简体字横排）：

“绪言”介绍，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诸省调查地质上之第三纪第四纪地层”，兼及“远古人迹之研究”。关于对遗址调查采掘的方法，“如判别古代器物之新旧，文化发达之次第，为考古学之要事，皆不得不借助于地质学之测绘地形鉴定地层诸方法”。

“中国器形之源流”部分，考证中国古代长方刀、锛、戈三类器形的源流与发展。指出中国存在石器时代。

“古代文化之遗址”部分着重介绍仰韶村遗址发现发掘过程及获得的遗迹遗物信息。1921年“呈请中国政府准许复至渑池县仰韶村采掘，蒙农商总次长及地质调查所所长极力赞许，河南省长官及渑池县知事亦均尽力襄助”。

对遗址范围、周边环境、地形地貌、水文等进行了考察。遗址及附近地形，经袁复礼详细测量，按1:4000比例、5米等高线绘制地图。采掘地点十七个。

观察到“灰土层每做袋状”，经研究是“地下收藏器物”的窖穴。

描述所采器物特征。“石斧极多，……更有石凿，及如凿刀之石斧如近世之锛者”。“据石器之大者观之，如耨，如锄，可知在该石器时代亦已有农业矣。更有石或泥烧制之圆锭，作纺织上合线底坠之用，纺织材料当出于植物，可知当时亦已有种植矣。又如陶器上之印文，有绳印或布印者，其绳印显系苎麻所编之绳，亦可见其时已种苎麻”。另有石刀、杵、环、瑗、镞，缝纫骨针及骨锥、鹿角斧（应为锄）等。

指出陶器特征最显著，暂分二类，一为“粗陶器”，另一类较精致，多为彩陶。

“石器遗址之年代”部分，认为“最重要之问题乃其年代”。从“遗址全部而论，似当为新石器时代之末期”，“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

“仰韶文化与中国人种之关系”部分，判定为“远古之中华文化”。“自仰韶器物形状观之，则全似为汉族遗迹”。“尤堪注意者，为一种三足器，……鬲文……更显系为周鬲像形文字。”“以为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

“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部分，将仰韶文化彩陶器与意大利西西利岛启龙尼亚、东欧格雷西亚、脱里波留（今多译作特里波列）、中亚安诺等地彩陶对比，可能同出一源。尽管提出中国彩陶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假想，但指出要“继续研究，方能定论”。

《中华远古之文化》的重要意义

该著作的主体是仰韶村遗址发掘（实为第一次，此后1950、1980～1981、2020～2021年又进行了第二、三、四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报告，其发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其重读及查阅相关材料，使我们基本认识到：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通过申请得到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安特生带领当时中国最早科研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5名中国助手与同事袁复礼，以及步达生、师丹斯基两位外籍博士参加的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一项系统性科学工作。尽管发掘领导者安特生是瑞典籍学者，但其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是当时地质调查所的成员、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的馆长。师丹斯基等当时也受聘于地质调查所。本次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自己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陈星灿：《中国现代考古学为何从1921年的仰韶村发掘算起》，《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丛书》序言，文物出版社，2021年）。发掘工作实属政府行为，并具有团体考古发掘性质。

第二，发掘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考古发掘。发掘中在中国将地层学引入考古学，科学属性显著。

第三，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掘，这至今仍是考古发掘的主要方法。袁复礼详细测绘了仰韶村一带地形及遗址范围图、局部地貌平剖面图等，其精准程度于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发掘中自上而下按顺序编层，记录出土遗物的数量、种类和特征。发掘所用手铲、毛刷、皮尺、卷尺等现在依然是发掘中的必用工具。开创了考古发掘的主要技术和方法。

第四，按石、骨、陶等质地介绍所获器物，将陶器分为粗陶器等两类，挑选标本、描述、绘图、拍照，将类型学运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安特生等人所做系列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成果，涉及当今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基本全过程。

第五，工作目标明确，即为了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经过发掘、研究系统提出“仰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时代”和“仰韶时代”的概念，确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引入了国际考古学术语，始创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整套方法，由首次发现经过研究具有典型特征的小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开始成为惯例。

第六，从1921年10月至12月发掘，考古资料经详细整理研究，1922年元月《中华远古之文化》主体部分成稿并在北京中外学者联谊会（文友会）上由安特生进行演讲，9月完成报告编撰，到1923年1月袁复礼发表考古简报，同年10月正式发表发掘研究报告，开创发掘后尽快整理研究并刊发出版考古报告的良好传统。发掘报告的编写理念、论述逻辑、文图照片结合方法、编辑排版方式等都为后来考古报告做出了重要示范。

第七，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取得惊人的重大成果给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开辟了通过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类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给予了启发。

第八，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认识遗址和遗存，开创以地形地貌的分析解释考古学文化的环境考古学传统；重视人骨、动物骨骼的鉴定和植物痕迹、陶土的分析，开创动植物考古、陶器分析等方面多学科研究的合作传统；考证一些器物的源流与发展，开创以现代民俗学遗物印证史前文化的人类学传统等，是考古学探究中国现代文化来源开山的代表之作。

第九，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的高度评价，如中国考古学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济，称仰韶村遗址的发掘，“通过各种专业性和通俗性的报道，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李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济所谓专业性的报道，应主要指《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发表。

第十，除了将仰韶村史前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还最早指出仰韶文化人种当为现代汉族的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明确判定仰韶文化的性质为“中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确立了中国石器时代，实证我国存在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对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等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据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所获资料经详细整理研究，发表了考古发掘研究报告，系统提出、确立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从此揭开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中华早期文明的精彩序幕，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严文明、李伯谦、王巍、陈星灿、李新伟等也持这一观点）。此后，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史前考古研究者，出版大量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论文，使得100年后的今天，仰韶文化研究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尽管出于材料和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描述器物过于简略、提出了错误的中国彩陶西来假说等等，但瑕不掩瑜，其贡献远大于不足。当我们发掘、研究、弘扬仰韶文化，便不能不想起承载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成果、与发掘工作一起具有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重要地位、影响极其深远的考古发掘研究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