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其中青铜文明就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在拥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龙城，有这么一座博物馆，它响应新时代的号召，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发展，它就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山西青铜博物馆。当我们徜徉其间，仿佛能倾听到1400余件青铜器正在向你诉说那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深深地感慨于古人的非凡创造，这是一场与文化最美的邂逅。

青铜曙光初现，地域文化独特 山西历史文化悠久，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陶寺铜铃的一声“叮”响，敲响了青铜时代的序章，同时也见证了早期王权和国家政权形态的形成。一件商早期平陆前庄大鼎似乎在预演着黄河岸边那场神秘而繁冗的祭祀活动。灵石旌介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丙”字族徽的青铜器，隐隐中你能看到“妇好”正在与丙族高谈阔论、把酒言欢。酒务头墓地的抢救性发掘，再一次震惊了世人，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在晋陕高原黄河沿线的保德、柳林、石楼、永和、吉县、榆林和绥德等地发现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带铃豆、舞铙、龙形觥等极具地方特色，铃首剑、蛇首匕等器物出土则显示出典型北方草原民族特色。

你方唱罢我登场，商末纣王众叛亲离，身死国灭，周武王建立周朝，分封天下，晋国自此登上历史舞台，从文献上的“方百里……”到晋文公称霸天下，晋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镇馆之宝“晋公盘”，展现了春秋时期铸造技艺的最高水平，盘中流水交织着泪水，微波粼粼，照映出文公女儿出嫁时那盛大而华丽的婚礼场景。

考古工作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重大遗址的出现，在翼城大河口和绛县就发现了文献上未曾记载的霸国和倗国，他们均为媿姓狄人所建，与周王室、晋国等国均有密切关系，霸伯甗、格仲簋、伯旅父簋等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充分反映出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攻伐战事。

山西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品类之丰富，形制之独特，序列之完整，涵盖了从青铜文明的发生、发展、繁荣到转变的各个阶段，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更是不言而喻，人们也亲切地称之为“晋式青铜器”。

礼乐文明践行，社会制度规范  青铜器作为礼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特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两周礼乐制度建立于分封制和宗法制基础上，确立了冠、昏、葬、祭、乡、射、朝、聘等方方面面的规范和秩序，维系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顺利运转。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青铜器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武王赐义贝三十朋……”义尊上斑驳的铭文诉说着周武王赏赐义30朋贝的故事，这件重器饱经风雨，重现世间，显得格外珍贵。鼎簋制度是周代贵族礼制的重要内容，晋侯5鼎6簋陈列整齐，似乎见证了晋文侯陪同周平王东迁的艰辛路程。宴享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贵族的祭祀和饮食都要符合礼制规范，鬲、甗、簋、豆、盨、匕、俎等，正是这些难识的器物，组成了庞大而繁缛的宴享规范。商人好酒误国，周人吸取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的献宾礼节，一献、三献……你看那些卣、爵、觯、觚又醉醒了多少英雄豪杰的春秋美梦。“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每逢看到盘、匜组合相望，也难以掩饰晋文公失礼于怀赢的尴尬与担心。

随着礼制的完善，“乐”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编钟、石磬成为周代乐器的基本组合，以钟、鼓、磬组合而成的打击乐，成为当时最高妙的“黑科技”。置身其间，似乎看见师旷正在抚琴，沉醉于一曲曲美妙而悠扬的金石之乐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祭祀和战争是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考古发现的大量车马器、兵器，多是戎马仪行的见证。銮铃、镳、节约展现出车马器繁复而巧妙的设计，戈、剑、弩寒光凌厉，渗透出一场场残酷又血腥的战场厮杀。

春秋以来，贵族阶层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利用鼎簋等礼器，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时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其他青铜制品，来表现自己的尊贵和富有。霸姬盘洋洋洒洒153字铭文，述说着“气”未遵从穆公命令违反契约的糗事，也由衷地钦佩霸姬的坚毅与果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刖人守囿车、带钩、铜镜等精美的用品，点亮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多年来，山西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有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倒钩铜矛、鄂尔多斯式的兽首刀、鹤嘴斧、动物形牌饰，还有来自两周诸侯国的鲁侯鬲鼎、吴王夫差鼎、秦式短剑等，这些青铜器反映出当时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的社会现实。春秋时期最大的镬鼎，出土时还放置有牛的肩胛骨，俨然是在向我们诉说，“赵鞅你已僭越了祖宗的法制”，还有赵卿鸟尊上那只可爱又凶猛的鸷鸟，它挥舞起那双华丽的羽翼，不断窥觊着晋国的那一片天空。46匹战马，16乘车舆曾驰骋疆场，所向披靡，如今依然宣示着自己的主场，就好像它们从未离开过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三家分晋成为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界点。青铜器作为传统礼制的重要载体也发生新的变化，秦汉以降，中国社会由列国纷争走向多民族统一，青铜器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是步入寻常生活。

山西青铜器既表现了早期中国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也系统而完整地体现了先秦礼乐制度的成熟和定型，还展现了青铜造型和装饰艺术上的重大进展，是山西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之一。

采冶铸遗址丰富，铸造技艺精湛  瑰丽的文明之花离不开技术的沃土，造就山西青铜文化面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因为山西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和铸铜技术。那么如何将这一块块不起眼的石头，变成精美的青铜器呢？首先需要解决原料的问题，在中条山地区发现有夏商时期的采铜遗址就有十余处，其中，闻喜千斤耙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采铜遗址之一，通过观察竖井、斜井、平巷等矿井结构，发现古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采矿技术，看着这些曾经使用过的工具、灶、窑等生活设施，深切地感受到先民的艰辛与不易。

早期的采矿遗址中，并未发现冶炼的痕迹，随着绛县西吴壁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早期中国的青铜产业是采冶分离的现象。这些冶炉残迹、炉壁（坩埚壁）、矿石、石范等，是已知中原地区时代最早、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冶铜遗址之一，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青铜产业链从采矿到冶炼之间的缺环，对早期冶铜手工业的组织管理，以及早期中原王朝的兴起与发展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在《周礼·考工记》里记录了不同用途青铜的不同配比，表明古人已经熟知，配比成分不同，青铜属性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技艺高超绝妙，震撼人心，主要分为两种，即熔模法和模范法。北方中原地区主要以模范法为主。20世纪50年代，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范，无论是从器形上，还是从纹饰上，都刷新了我们对青铜器的认知。青铜器的铸造有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技术要求，从陶泥的选择、模范的制作、铜液的配比、炉灶的温度，浇铸的控制等等，很难想象，在那个只有火与手的年代，是何其伟大的功绩，以至于我们现代的工艺水平都自叹不如。一件青铜器并不是一铸而就的，铸形之后，还需要经过补铸、锯截、錾凿、刮削等工序，去除青铜器表面的毛刺、芒口、浇铸口等技术痕迹，打磨抛光之后，才得到青铜器成品。古人还通过各种镶嵌、鎏金、包金银、贴金和髹漆等方式进行装饰，赋予了青铜器新的面貌和生命。

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不但有“吉金光华”这样主题内容宏大且浑厚的基本陈列，而且还推出了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增强博物馆与科技相融合，俨然已成为当下最新的课题。在此背景下，青铜馆加强数字化建设，打造“数字青铜”品牌，通过展厅VR体验、文物AR虚拟展示、体感互动等科技手段，实现科技赋能，创新博物馆参观新方式。新时代下，山西青铜博物馆将肩负使命，不断拓展让文物“活”起来的新路径，讲好中国故事，共创文博事业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