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河北充分发挥考古工作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聚焦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关键问题克难攻关，寻根溯源，以持续、系统、扎实、科学的工作，全力推进“考古中国”重大课题项目，实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文明社会化进程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取得重要收获。康保兴隆遗址等6项考古发现，陆续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公布，为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实证，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线索和河北视角。

下马碑遗址发现与研究，追溯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类起源、发展、演化轨迹。

2022年3月2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一项历时近10年的考古研究成果——《中国四万年前创新的赭石颜料加工和工具制作技术》（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这项重大发现将东亚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历史提早到距今4万年前，使东方古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认知表达的历史大大提前，改写了学术界以往的认识，将世人的目光聚焦下马碑遗址。

下马碑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三关村，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2009年调查发现，201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发掘面积12平方米，在同一个剖面内发现4万年前至2.6万年之间的三个文化层。上、中文化层遗物较少，但发现有特征明显的细石核、石叶，属于石叶与细石叶共存的石器技术。中文化层石制品数量最少，从石制品特征观察，应属于石片石器技术传统。主要发现位于下文化层，揭露一处原地埋藏的古人类活动面，文化遗物非常丰富，发现石制品、动物骨骼800余件，密布整个发掘区，同时有火塘、研磨赤铁矿颜料的遗迹。石制品代表了一种新的石器技术类型——微型石片石器技术。该遗址包含多个文化层、至少两种石器技术，基本构建起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序列和技术发展模式。

在遗址揭露的研磨赤铁矿颜料遗迹，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颜料加工的考古材料。石器微痕与残留物分析显示，该遗址的微小石片存在捆绑装柄镶嵌使用，开始了复合工具制作，出现了技术和行为复杂化的特征。颜料的使用、复合工具的制作等证据显示，该遗址的早期人类已经有技术和行为复杂化的表现，具有了早期现代人的行为特征。遗址早期人类的现代行为特征与微型石片石器技术共存，石器技术与本地区长期广泛存在的小石片石器技术存在更多的渊源，而与以往认为早期现代人多与欧亚大陆西侧流行的石叶技术共存的特征明显不同，说明该遗址的现代化进程与以往认识的现代人在欧亚大陆扩散的模式不同，凸显了该区域独特的“文化与技术革新”，为探索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典型材料。

近年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安徽大学、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MPI）、法国波尔多大学、蔚蓝海岸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古生态与人类演化研究所（IPHES）等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对遗址开展了综合性、多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阐释，成果最终在Nature（自然）杂志发表。

四台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四台蒙古营村南，面积15万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具有重要价值、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为研究旧新石器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早期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并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020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该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发掘面积22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贝、角类遗物820件。文化遗存分为5组。第一组距今10400年-10000年左右，发现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第二组距今9200年-9000年左右，发现4座半地穴房址。这是北方地区最早的定居村落，实证了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演变历程。房址中发现的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石器技术传统，表现了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实物证据。文化特征明确，呈现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命名为“四台文化”，是燕辽地区区域传统的根源。第三组距今7600年-7400年左右，发现17座半地穴房址，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了新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内容；遗址发现的粟、黍类遗存，是北方地区有驯化旱作农业的实证。第四组距今7300年-7100年，发现10座半地穴式房址，文化面貌与裕民文化一致。第五组距今6800年-6400年，发现的尖圜底罐在目前已报道材料中未曾发现，其表现与俄罗斯叶尼塞流域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为我们提供了欧亚草原早期文化交流的新证据。

遗址第一、第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反映的区域特征突破以往对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不仅填补了燕辽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研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兴隆遗址，是早期定居聚落的文化发展与人群演变的实物证据，为探讨黍的驯化与早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

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村东南，地属长城以北冀蒙交界的坝上高原，坐落于季节性河流赛圪垯沟西岸一低山南侧缓坡上，2016年坝上地区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2018年至202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约2600平方米。

遗址主体堆积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掘房址27座，墓葬3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为五期：第一期房址呈圆形，面积较小。陶器以施麻点纹大口圜底釜和板状器为主，发现较多的细石器、锛状器、磨盘、磨棒、骨柄刀等遗物，距今8700年-8100年。第二期房址多呈圆角方形，面积扩大，室内流行规整多边形石板灶。麻点纹小平底筒形罐代替了圜底釜，板状器仍然存在，出现了较多的陶杯，距今8000年-7600年。第三期房址除圆角方形外，还有圆形，面积40-50平方米，室内有石板灶和简单的支石灶，有的房址侧壁有较大窖穴，麻点纹平底筒形罐为主要器形，距今7450年-7150年。第四期房址呈椭圆形，面积50余平方米，支石灶。陶器为素面圜底釜，距今6000年前后。第五期以圆形土坑墓为代表，蹲踞葬，随葬品有鹿角、骨柄石刀、骨镞、骨笄、耳珰、镯、微型珠串等，不见陶器，距今5800年-5200年。

遗址堆积复杂，发现大量反映其独特文化面貌的遗物，其中第一至第三期遗存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坝上地区史前考古空白，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房址，且长期沿用，反复扩建的居住特点，结合室内葬的发现，为全面探讨聚落组织、信仰习俗等创造了条件。遗址发现的丰富动植物遗存，为探讨特殊环境地带农业的发生及产业结构，复原当时的环境均提供了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其中发现的黍是我国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黍类遗存之一，为探讨黍的驯化与早期栽培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北张家口市处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山地河谷地形，使其成为史前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交汇之地。近年来，在冀西北地区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力佐证。

邓槽沟梁遗址，为探讨中国北方地区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珍贵资料。

崇礼，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主场地。邓槽沟梁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水沟村北，为“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2015年至今，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80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灰沟、窑址、夯土建筑基址、瓮城、城墙等重要遗存。发现了距今8000年-4000年四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各异的遗存。第一期距今8000年左右，发现房址1座，中部有方形石板灶，屋内有埋人现象。出土素面筒形罐、有肩石锄、圆形磨棒、石球等遗物。该遗存与近年在邻近的尚义县发掘的四台遗址文化类型接近，来自北方草原，应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第二期距今6500年左右，发现房址5座，出土红顶钵、素面罐等遗物，与后冈一期文化面貌一致，是后冈一期文化经永定河、洋河西进的见证。第三期距今5100年左右，发现房址1座，出土钵、彩陶、刻划纹陶器与西部河套地区海生不浪文化极为相似。第四期距今4000年左右，遗存主体为龙山时期石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已发掘房址20座、灰坑7个、灰沟1条、窑址4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座、早晚城门系统5处。出土双鋬鬲、绳纹罐、斝、双鋬瓮、玉环、石斧、骨器等遗物百余件。

该城址被誉为河北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史前城”，是目前龙山时期北方石城遗存分布的最东缘区域，将河套地区龙山时期聚落的分布范围扩展到了河北张家口地区，为研究北方地区石城的分布、筑城技术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东山头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实证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东山头遗址为“考古中国：红山文明社会化进程”项目，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大营子村北，1990年河北省文物普查时发现。2022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承德市田野考古队、平泉市文物管理所开展了考古工作。揭露红山文化晚期早段祭祀遗址一处，发现了以石块和垫土构筑的上下相叠的三层祭祀遗迹，下面两层以方形石构的祭坛类遗迹为主体，顶部则以封石为主体。在生土层、③层面、②层面修建石构遗迹并进行祭祀活动，三层遗迹中间以两层垫土相隔。上层垫土基本覆盖了东山头山丘，由于水土流失等原因，面积大于下层垫土。上层与下层垫土为同时期的堆积。周边分布有长条形石块条带、圆形土坛、多层燎祭坑、陶片平铺堆积、大小石块构建的堆塑等遗迹。出土筒形器、筒形罐、石器、玉环等遗物，文化面貌与牛河梁遗址同时期遗存基本相同。

该遗址为河北首次正式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对于了解红山文化小型积石冢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实证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商代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太行山东麓商周考古的空白，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增添了重要内容。

河北南部为商朝王畿重地，中北部为商王朝重要战略地带。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商代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赵窑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武安市，为“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是一处中商时期聚落，内涵丰富，包含仰韶早期（后岗一期）、仰韶晚期（大司空文化）、龙山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早商、中商、晚商、西周、东周、汉代时期的遗存，基本涵盖从仰韶早期到汉代冀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尤其是夏商周时期遗存基本一脉相承。考古工作确认商代聚落面积达22万平方米，居址主体年代为中商时期。发现道路、环壕、陶窑和成排分布的房址等遗迹，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后岗一期文化环壕聚落和商代火炕遗迹。居址中出土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器、骨雕凤鸟纹笄等重要文物，根据铜器与陶器上发现的“↑”形符号，推测该遗址可能为商代“矢族”的中心聚落。

遗址发现了仰韶早期属于后岗一期文化的环壕聚落，为河北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史前环壕聚落，是后岗一期文化最为明确的拥有环壕结构的聚落，开启了后岗一期文化聚落考古的新时代。中商时期聚落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布局之严谨，为同时期所少见，具有地方都邑性质，陶铜器上的族徽，使赵窑遗址的方国性质更为明确。商代居址从白家庄期延续至殷墟一期，墓葬从中商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从而可以进一步完善冀南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并揭示了商代冀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增添了重要内容。

周家庄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冀中南地区商代考古发现的空白。

墓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墓地与遗址并存。墓地主体区域约1500平方米，发现墓葬21座，其中商代15座，西汉早中期2座。商代晚期墓地为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从选址到墓葬分布均有一定规划，朝向统一，营建方式及葬俗一致。遗址主体年代为商代晚期，包含更早一期的商代遗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房址及窑址，清理灰坑38处、房址1处、窑址2处、墓1座。将太行山东麓晚商遗存由南向北串联起来，为研究商代历史、地理交通、文化格局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西木佛遗址，为探讨太行山东麓晚商至西周时期文化演进轨迹提供了丰富材料。

遗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发现晚商西周及唐宋时期遗迹110余处，其中商周遗存100余处，可分为墓葬遗存、祭祀遗存、生活遗存三类。商周时期墓葬发现20余座，均为竖穴土坑墓；祭祀遗存主要位于发掘区西部，均为殉牲坑；生活遗存主要包括灰坑、水井两类，灰坑共发现80处，时代跨越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西木佛墓地排列有序，高等级墓葬分布相对集中，其中的“甲”字形大墓是河北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同时期商代墓葬，车马坑更是首次发现；出土陶器显示本地文化面貌的复杂性，晚商遗存中既有典型的殷墟风格器物，也有富含本地特色和北方风格的器物，西周遗存则呈现商式器物与周式器物并存的局面。西木佛遗址为探讨太行山东麓晚商至西周时期文化演进轨迹提供了丰富材料，是对滹沱河流域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补充。

张家洼遗址，填补了环燕山地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空白。

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遗存年代为雪山二期、西周时期、战国时期。共清理墓葬（含瓮棺葬）、灰坑、水井、沟等遗迹67处，出土遗物200余件，极大地补充了雪山二期文化研究的缺环，填补了环燕山地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空白，可以更好地认识本地人群的变迁与流动，为研究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当地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化和发展、生业经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资料。同时，对于周代的国族分封、人群迁徙与土著人群的聚落差异也提供了新的佐证。

叩问来路步履不停。2024年，河北要树立“大考古”工作思路，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工程项目，深化文明历史研究与阐释传播，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提供新材料、新成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贡献河北力量。

（河北省文物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