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概况

关口西汉一号墓位于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乌江腹地，属于天子坟遗址的一部分。天子坟遗址系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受洪水影响的文物点之一，属白马航电枢纽工程重点考古发掘点。天子坟遗址内涵丰富，历年出土有汉至六朝时期石阙、石辟邪等残件，“长孙无忌”衣冠冢也处于遗址范围内。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3月至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天子坟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除发掘宋代建筑基址和发现汉代石阙坊子层外，在勘探中还发现了一批汉至六朝墓葬，其中关口西汉一号墓即为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木器、竹器、丝麻制品、陶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为加强现场发掘和保护工作，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武隆关口西汉墓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队，成员涵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数字测绘、摄影摄像等20余人。为强化专业指导，还成立了20人的专家团队，涉及考古、科技、文保、简牍等领域，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咨询工作。

为确保墓葬信息提取科学、完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不断完善考古现场软硬件建设，深化考古现场的多学科协作，提高考古和文物保护科技水平。一是搭建考古现场实验室，将出土木棺吊装至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二是搭建现场保护实验室，建成漆木器现场清洗室、应急保护室，开展微生物监测，及时对霉变器物进行浸泡消杀；三是开展科技考古，对墓内水环境、棺椁及墓外白膏泥等及时取样检测，采用红外线摄影技术及多光谱扫描对出土简牍和椁壁板画进行照相，对出土木棺进行X光检测，发掘现场架设三维扫描仪定时扫描，采用数字化记录方式对出土物分层标记等；四是进行水洗浮选，对墓内淤泥及器物附着物等进行系统的浮选湿筛，开展现场检测鉴定。此外，为加强后期保护，在院区本部建设了棺椁浸泡池以及600平方米的漆木器保护实验室，配齐相关保护设施设备。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荆州文保中心、四川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进行了实验室考古、出土木牍识读与研究、出土漆木器修复保护、椁室及出土器物生物病害前期检测及病害防控保护研究、出土器物残留物分析等多领域的深入合作。

墓葬概况

关口一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方向81°。建造方式为先挖竖穴墓圹，墓圹内置木椁，后于木椁顶部及四周包裹白膏泥。墓圹长6.50、宽4.25~4.30、距现地表深4.13~4.78米。由于墓内常年处于满水状态，且未被盗扰破坏，故椁室、木棺及随葬品均保存较好。

椁室呈长方形，长5.07、宽2.72、深2.03米。整体由三层盖板、四壁围板及底板组成。其中四壁围板顶部外沿各加设两根未经修整且略高于围板的条状木板，用于承托第一、二层盖板。椁室内部则由横梁、纵梁各一及立柱若干组成，并将椁室分为头厢、边厢和棺室三部分，且均以榫卯结构镶嵌连接。头厢、边厢及棺室各部分以门相通，其中边厢与棺室之间另设两处窗棂相隔。头厢南部、边厢西部皆发现用以放置器物的隔板。边厢隔板均垮塌，头厢三层隔板保存较好，第二层隔板上仍可见木俑、漆盒、壶盖等器物。棺室北壁、西壁、东侧立柱下方及窗棂均有彩绘。

木棺呈长方形盒状，长2.38、宽0.86~0.90、高0.8米，底板四周均宽出壁板约2厘米。木棺盖板、壁板及底板均用整板，其中四壁板以透榫相连接，壁板与盖板、底板之间则以暗榫连接。出土时木棺近东北—西南向，底部叠压较多遗物，推测应是由于水的浮力而产生了位移，原方向应与椁室方向基本一致。

椁室内遗物均清理完毕。木棺已完整套箱提取至现场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清理。棺盖表面有4道横向棺束，棺束宽约17厘米，均匀分布于棺盖表面。棺盖与棺体之间的缝隙使用夹纻工艺封缄，共使用宽约4厘米的条状纺织物7条，其中6条长0.96米，1条长0.62米。

出土器物

目前椁室、木棺内共出土器物680余件，可分为实用器、模型明器两种，包括漆、木、竹、丝麻、铜、陶、玉、角质、朱砂九类。漆木器以耳杯、漆盘为多，另可见漆几、漆案、漆圆壶、漆扁壶、漆樽、漆卮、漆圆盒、漆耳杯盒、漆盂、漆奁、漆平盘、漆匕等；木器以木牍、木俑、木车、木马、木牛、木猪、木伞、木船、木璧、博局、木戈、木槊、木剑、木盾、木勺、木篦、木梳等为主；竹器可见竹筒、竹笥、竹弓、竹排箫、竹席等；丝麻制品见有编织履、香料包、棕绳等；铜器包括铜矛、铜鼎、铜壶、铜钫、铜洗、铜釜、铜鍪、铜鋗、铜釜甑、铜灯、铜熏炉、铜镜、铜钱币等；陶器见有陶罐、陶盆、陶釜甑等；玉器为木棺内出土的玉剑珌；角质器见有棺内出土的簪；另在椁室壁板及棺内出土的漆奁内见有大量朱砂。

头厢内共出土遗物180件，以实用器为主。其中漆器以耳杯、漆盘为多，另可见漆几、漆案、漆樽、漆卮、漆盒、漆奁、漆圆壶等；木器以木构件和木牍为主；竹器可见竹筒、竹笥、竹弓及竹排箫；铜器包括铜矛、铜鼎、铜洗、铜壶及铜鍪；陶器则仅见陶罐。木牍为头厢内最为重要的发现，可分为干支木牌和遣策两类。干支木牌共23枚，其中1枚书写“令日”二字，余22枚皆单字书写十天干及十二地支；遣策共8枚，其中1枚内容为告地书，墨书题记“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 涪陵盧敢告地下主/御史昌案掾地下狱疎书/所□及从者一人/可續食与从事/敢告主”。4枚则主要记录了随葬品的名称、数量及尺寸等，其余3枚无字。另于头厢内的淤泥中浮选湿筛出植物遗存十余种，包括黍、粟、板栗、李、梅、平叶酸藤子、紫苏等。

棺室内共出土遗物390余件，以模型明器为主。由于木棺叠压及积水浮力，大部分遗物已散落为木构件分布于棺室底部，可辨构件类别包括伞骨（带有铜盖弓帽）、车轮（4件）、船桨等。模型明器包括人物俑、动物俑、木船、木戈、木槊、木剑、木盾等。其中人物俑可分为立俑和坐俑。大型俑高约25厘米，小型俑高约8厘米，俑头和俑身大多以整木雕刻成型，手部及足部则以榫卯结构与俑身相连，面部轮廓以墨、漆勾勒，通过对遣策识读可知人物俑身份不仅有奴仆，还有墓主亲属等，在考古发现中尚属少见。木槊、木剑等兵器模型尺寸均在10厘米以内，应为小型木俑所手持的兵器。动物模型主要为马、牛、猪。马大多散落为马头、马身及马足，未发现榫卯结构，推测原或以漆胶连接；牛为立姿，猪为俯卧姿势，均以整木雕刻。木船船身保存较好，但其上构件多已散落。另出土重要遗物包括漆壶、漆璧、木博局、牛形铜灯、铜熏炉等。

边厢共出土遗物110余件。漆木器见有漆耳杯、漆平盘、漆卮、漆椭圆奁、木质人物俑等；陶器包括陶罐、陶盆、陶釜甑等；铜器包括铜洗、铜鋗、铜钫等。其中铜洗位于头厢与棺室交界处，直径约55厘米，其内盛放铜鋗1件、漆耳杯10件、漆卮1件、人物俑1件及木构件3件。因洗内器物摆放未发现明显规律，推测应为后期漂浮所致。

棺内随葬漆圆奁1个，奁内放置木篦1把、木梳1把、镜架1个、涡纹底八角连弧纹铜镜1枚、穿系整齐的半两钱数百枚、朱砂若干；墓主人头骨处出土角质簪1把、玉质剑珌1个，棺盖板内侧黏附大量植物种子及纺织品痕迹。半两钱、八角连弧纹铜镜显示墓葬时代为西汉早期，以玉剑珌代替玉具剑，彰显身份。

墓主情况

棺内骨骼整体保存较差，仅有少量颅骨片、椎骨、肋骨片、盆骨片、肱骨片、股骨片、胫骨片以及少量的下肢骨等；骨质保存极差，骨密质完全腐蚀，仅余骨皮质，且骨皮质完全软化，或仅存性状，提取和保护难度极大。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研究员鉴定，关口一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40岁以上，上限不超过60岁，初步判断身高在175厘米以上，肢骨极为粗壮，存在骨质增生和贫血的现象。推断墓主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身材匀称。

根据告地书的内容可知，墓主名昌，姓氏暂不可考，其官职为“御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制度。御史大夫属官有御史丞、御史中丞。其中，御史丞领御史三十员，御史中丞领侍御史员十五人。虽然御史大夫、御史丞、御史中丞有时候也简称御史，但从关口一号墓的规格看，其墓主官职当为御史或侍御史。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西汉御史“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也就是说御史是不受印章的。这与该墓不见印章的情况相一致。

重要价值

根据初步研究成果，结合专家咨询会意见，关口一号墓的主要价值有：

（一）关口一号墓是极为少见的有明确纪年的西汉初期墓葬，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木椁墓，是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也是重庆地区发现的罕见“清水墓”，是乌江流域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相关空白。

（二）关口一号墓有利于修正人们对巴蜀地区华夏化的传统认识。巴蜀地区华夏化进程应该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一是地域性的，二是阶层性或行政性的。通常认为，巴蜀地区西汉早期仍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特征，至西汉中期时巴蜀文化才完全融入汉文化。乌江流域传统上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世居地，但关口一号墓展现了高度的汉化特征，又具有木船和铜釜、铜鍪等部分本地文化特色，对研究汉代“归葬”制度有重要价值，是探究巴蜀文明融入汉文明的生动案例。

（三）关口一号墓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一是墓葬中仍然出土了少量釜、鍪、釜甑等传统巴文化铜器；二是出土漆器烙印文字显示大多应来自蜀地成都，反映了西汉初全国一统大市场的形成；三是墓葬中的物疏等是楚文化传统的遗留和发展；四是出土的漆扁壶、铜蒜头壶等具有秦文化传统因素。

（四）关口一号墓是西汉初期墓葬断代的重要参照标志，“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有公元前186年、公元前155年，结合墓内随葬的植物种子碳十四测年以及随葬器物形制特征等判断，当以公元前186年为宜。这个精确年代对研究秦、汉转换时期的墓仪、随葬品形态与组合有重要参照价值。

（五）关口一号墓是西汉初期等级制度确立的见证。该墓尺寸大小、棺内头厢和边厢数量均体现了典型的西汉中型墓葬的特征，其官秩六百石而不授印也与规制相合。墓中出土漆扁壶、漆圆壶、铜釜、铜钫、铜灯等均为两套。出土车轮4件、马6匹（除骑马俑外），疑为骖车两驾。据《逸礼·王度记》载“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墓主身份对应大夫级别。出土舆车及手持剑、戈、盾等兵器的护卫俑与散落至边厢的骑马俑等形成一整套墓主出行仪仗。西汉的丧葬制度在惠帝和吕后时期得到了完善，关口一号墓严格执行了这样一套制度。

（六）关口一号墓简牍具有重要价值。该墓出土简牍是秦篆向汉隶转变的重要文字资料。遣策中关于随葬品的记录可与出土物进行对比，对考证西汉初的名物有重要价值。另外此次告地书的出土为开展告地书发展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遣策中关于木俑身份的记载有利于推动西汉出土人俑问题的研究。简牍中关于“涪陵”的记载，则进一步明确了涪陵设县的历史。

（七）椁室板画目前可辨题材包括云气纹、云虚纹等，由红、黑、白彩绘制，线条飞旋流动、轻盈飘逸，对认识西汉初期丧葬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黄伟 叶小青 马晓娇 顾来沅 白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