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货币流通起于商代，当时主要以贝为币，贝是商周时期财富的象征，故中国文字中凡与财物有关的字都带有“贝”旁。东周以后，贝币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市场交换量剧增，因为捕捞技术和运输的限制，贝币的供应量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渐为金属货币所取代。金属货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市场物质交易的需求，并成为封建社会财富积聚的象征。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由杂乱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等多次演变，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相呼应。1971年，在山西出土的“保德铜贝”是中国金属铸币的鼻祖，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证明我国的铸币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代。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为了整顿混乱的币制，朝廷决定废隋钱，开铸“开元通宝”铜钱作为标准货币使用。当时全国的铸钱炉有九十九处，分散于各产铜地区，是唐代重要的官营手工业。

“铸钱监唯饶州之永平监最古”。唐宋两代，饶州永平监是官营的造币中心。钱监的兴起有赖于附近的产铜矿山（场）。《唐书·地理志》载：“豫章鄱阳有铜坑，故有永平监钱官”之设。永平监附近有两个重要的矿山，即饶州兴利场（包括后来的德兴县场）和信州铅山场（矿）。

饶州兴利场在饶州乐平县地域内，有银山产银和铜。乐平原名乐安，一度更名银城县，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邑人邓远上奏朝廷任百姓置场开采，官府收其采矿所得十分之二税额，其场即以“邓公”为名。至南唐升元二年（938年），邓公置场德兴县。至宋仁宗时邓公场矿倾摧，停止了开采，但官府征税原额不减。后范仲淹知饶州府，体恤民艰的他以“一封奏罢邓公场”免除了邓公场的矿税，为饶州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铅山场在信州，据《太平寰宇记》所述：“产铜、铅原矿场在宝山，南唐升元二年迁鹅湖山邓田阪，升元四年从上饶、弋阳二县分出五个乡为场，后升为县。”又说：铅山又名桂阳山，在县西北七里先置信州之时曾铸钱，建中元年（780年）封禁，至贞元年间归于永平监。“场”是古代矿山的称谓，是古代工业单位的建制口负担采矿，并将矿石提炼成原铜，然后运至铸钱监铸钱。

唐初地方铸钱监均属少府监管理，分散在各采矿地区，各监没有自己的名称，因矿山开采规模不大，铜原料不足，钱币铸量较少。永平监创办的时间，各种史料说法不一，《鄱阳县志》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而宋代抚州人乐史著的《太平寰宇记》则说：在贞元年间复开，这要比《鄱阳县志》的记载早20多年。笔者认为以上记载均非初创期的准确历史，由于唐代各铸钱监都归少府监管理，各监没有正式的名称，均依各地州郡命名钱监，大约到贞元年间或其后不久永平监才正式定名，而在永平监正式命名之前应该早已开始了铸钱活动。

《新唐书食货志》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饶州银铜矿初唐时已在少量开采。其铜必然用于铸造钱币等活动。永平监东部、今东湖北岸遗址出土“开元通宝”铜钱一叠四枚，此钱直径2.6厘米，周廓整齐，文字深峻，精美异常，元字第一笔较短，二笔双挑，文字与外廓不相连，从钱币学的角度缉考，符合初唐至盛唐铸造的钱币特点。永平监西监（今西门铁砂墩遗址），出土当时生活用具陶瓷器，其中碗的器型、直口深腹，施黄竭釉，不及底，形态表现出初唐特征。

宋初张齐贤整顿饶、信等州矿冶及永平监铸钱，《宋史》载：“询归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这句意为：经过审查各铸钱监的铸法，只有唐代永平监铸造开元通宝钱的配料工艺最好。历史上开元钱的工艺只体现在唐早期至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的钱币铸造上，其后所铸的钱则达不到这个水平。

还有一项可资辅助阐明盛唐饶州开始有铸造活动的资料，《容斋三笔·紫极观钟》一文记载：唐玄宗天宝九年，鄱阳郡太守上官径野之妻韦氏为玄宗李隆基祈福，铸造洪钟一口敬献于紫极观。至南宋时洪迈观赏此钟后评说：“形制清坚，非近世工铸可比。”洪迈的评语虽然简单，但译成白话就是“造型优美，工艺精良，宋代铸工远远比不上它的铸造水平”。这个评语与李焘评唐代永平监所铸：“开元钱肉好，周廓精妙”两相对照正反馈了此钟是永平监前身饶州铸工铸造的，上官径野身为一州之长，完全有能力获得铜料，并役使饶州工匠为他妻子造钟。

综上，可推测出：永平监初创于开元、天宝之世，后因安史之乱政治动荡停铸，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复开。至于史书又记永平监创于元和年间，这可能与永平监的发展规模有关。总之旧史所记也有商榷之处，应以实例为准。

晚唐时永平监铸钱年产量仅7000贯（1贯1000枚），这是受矿山开采量的影响，产量很低。至五代时因战乱，永平监也时停时铸。至宋太祖开宝八年平江南后，社会趋于稳定，转运使张齐贤整顿饶、信两州矿冶，访得前南唐承旨丁钊协助调查，恢复了铅山、兴利两矿场的开采。与此同时，永平监也继续铸钱，此前永平监一年铸钱6万贯，到张齐贤整顿恢复后的永平监铸钱量逐年递增，从7万贯增至30万贯。但这还不是永平监年产量的极限。我国古代矿山的开采，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处理矿山的能力很差，产量很大程度并不平稳，铸钱铜原料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永平监年产量的起伏波动。

永平监铸钱原料的主要供给来源于铅山、兴利两矿场，采矿状况虽时有波动，但相比其他矿场大起大落、兴废无常的局面，总体显得较为平稳。宋元丰年间，年产量达到615000贯。

宋代铸造钱币的基地共有四监：饶州永平监，江州永宁监，池州永丰监，建州丰国监。其中饶州永平监为四大钱监之首，地位举足轻重，有280多艘大小船只常年专供饶州府永平监使用。唐宋两代，永平监的铸钱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无与匹敌，曾分技术工匠于安徽池州置永丰监，又分置建州（福建）丰国监，江州（九江）广宁监，由于永平监所铸铜钱“周廓精妙”，质量上乘，朝廷于崇宁五年（1106年）下诏，将永平监所铸铜钱列为“上供”而收归国库，其他钱监铸钱则在市面上流通。依靠冶铸技术的优势，边境军事紧张时，永平监还承担起了铸铁钱和铸造兵器的重任，淳熙末年（1189年），永平监承诏铸造的雁翎刀令孝宗皇帝大为满意。同时，永平监先进的冶铸技术还带动了饶州铸镜，金银器及铁、铜、锡器手工业的发展和繁荣，饶州叶、许、周三家铸镜作坊出品的铜镜是当时市场上的抢手货，技艺和质量均高于湖州出品的铜镜。

永平监全国铸钱中心地位的长盛不衰，除了技术优势，还得益于较为稳定的原料供应的维持（铅山场充足的胆铜产量保证）。除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饶州是宋代矿冶钱业的管理中心，宋代主管矿冶铸钱的机构是“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冶司或铸钱司”，称“提举坑冶司或铸钱司”，简称“提点司”“铸钱司”等，司治设于饶州府，管事范围包括江、浙，川、广、福建等东南九路。从政治方面，也确立了永平监的中心地位。

永平监内部的情况县志记载不多，宋代张世南在其所著《游宦纪闻》中记载了湖北蕲春监的一些内容，但对永平监只字不提，我们只能根据其他资料和实物进行考察。

从现存遗址看，永平监铸钱是分东西两个监（场），东监是永平监的主管机构所在地。铸钱炉环绕东湖沿岸设置。西监在今西门姜家坝，铁砂墩一带，皆依山势而设炉。

在唐宋两代货币制造史上，永平监的历史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是两朝重要的财政来源地。永平监的铸钱工业，以其长盛不衰的生产方法和方式，肩负了唐、宋两代货币几百年的铸造重任，并在国家治理，社会经济和军事科技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永平监的铜币，以其精湛优良的铸造工艺为中国钱币史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钱币文化谱页上精美不凡的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