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临《石鼓文》出自《石鼓文篆楷书册》，作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14开，纸本墨笔，纵17厘米、宽8.3厘米不等，江苏南京博物院藏。在《石鼓文篆楷书册》之前，八大山人的篆书作品不多，多见于题款，按时间顺序有：甲寅年（康熙十三年，1674）黄安平为他画《个山小像》上所题“个山小像”四字，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杂画册》第一开所书“八大山人”名款，以及《天光云景图册》（约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后）上的篆书引首，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石鼓文篆楷书册》和壬午（康熙四十一年，1702）《松柏同春图》卷上的篆书引首。这其中只有《石鼓文篆楷书册》可以称为篆书作品。八大山人篆书作品虽少，但篆书对他影响深远，且直接促使其书法风格的确立，因此分析其篆书作品对于了解八大山人书法风格具有重要意义。

在《石鼓文》之前，八大山人在书写楷、行、草书时，好用一些奇古难认之字，这些字多出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古篆的写法。自宋以来，金石学兴起，以能认善写古篆字视为博学，而八大山人的家族中，更不乏金石学家。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炡，汪世清《八大山人的家学》称其：“能诗工书，行草杂以古字”。八大山人的族叔朱谋玮是明代文学家、藏书家、金石学家，摹写和考释了当时认为三种最古老的文字《大禹碑》《石鼓文》《比干墓铭》。另一位族叔朱谋垔翻印了南宋金石学家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这一版本至今仍是其最佳刊本。据书前自序朱谋垔于崇祯庚午年（1630）重金购得《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木刻拓本真迹，得到此书后，朱谋垔不愿独擅其美，于崇祯六年（1633）将该书刊刻出版。八大山人幼承家学，因此对古篆的写法在其作品中随手拈来。

八大山人临《石鼓文》十面，每篇石鼓文后以行楷书写诗文注释，参考的是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将八大山人临本与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第十七卷比较，可以发现，八大山人临写石鼓文即以朱谋垔翻刻的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为范本。薛尚功《历代钟鼎葬器款识法帖》（以下简称《历代》）二十卷，集合496件夏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铜器款识，以及3件玉玺、1件玉琥、1件石磬、10件石鼓，共计511件古物铭文汇编而成，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每件器物摹录铭文之后又附释文，因此具有经学、文字学与书法学多方面的价值，成为清代画家和学者学习和参考的范本。

石鼓文是我国较早的刻石文字，被称为“石刻之祖”，因石头形状似鼓而得名。鼓有十个，大小不一，高度和直径约二尺，每个石鼓文上面刻着一首四言诗。石鼓的发现，始于唐初，出土于陕西陈仓之野，故有“陈仓十碣”之称，又因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石鼓”。鼓上所刻文字，四字一句，延续了“诗经”的体例格式。文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国君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八大山人《临石鼓文》与原作书风迥然有异。《石鼓文》体现了秦文化质朴雄浑的特点。体势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均匀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八大山人临《石鼓文》，在忠实于法帖中字架结构的同时，没有囿于篆书笔法，粗细均匀，圆起圆收，而是用行草的书写速度写就，行笔流畅，任意挥洒，因此兼有小篆婉转圆润的特点和行草书生动活泼的气息。具体表现在他一方面是以笔法转变刀法，任意自然，在快速行笔中完成了用笔上丰富的变化，形成了浑然的气势；另一方面在字的结构上也摆脱了石鼓文整齐方正、均衡对称的特点，字体大小错落，笔画少的字字形小，如石鼓文之二中（图1），“止”“子”“日”与字形繁复的“骜”大小相差很大；在结体上，改变石鼓文字体结构左右均等的特点，自然呈现八大山人行草书中结体左短右长、左下角的留白的特点，如等字整体布局参差错落，疏密有致。全文行笔流畅，任意挥洒，因此兼有小篆婉转圆润的特点和行草书生动活泼的气息。

八大山人在每篇石鼓文之后另附释文，所写释文在《历代》释文基础上做了很多考订。如石鼓文之二释文中（图2），“飞疾：飞字，从翰，疾字，象形。疾风暴雨弗速”。“骆”，八大山人改为“乐”：“乐，假借指事会意谐声，从骆”；“树：上声”“马：音午”。“女”改为“而”，“女”和“而”的篆书写法不同，熟悉金石学的不会混淆，这应是八大山人考虑到经过刊刻的铭文与古器上的真铭之间存有差异，如再经过翻刻，尤其是以抄本为底本的翻刻本，所存差距更远。所以他依据铭文内容对篆文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八大山人对《历代》释文进行的考订，表明他对金石学有很高的造诣。从《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成书时的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到八大山人写此《石鼓文》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历经500余年，金石学发展更加完备，因此八大山人对释文有异见处改之，空白处补之，音异处注之。这样细致地临写研究，表明八大山人对《石鼓文》的喜爱，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最终将小篆笔法创造性地运用于行草书直接促使了其书风的确立。

八大晚年的书法作品以行书居多，他的行草书借鉴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世称“八大体”。在他的行草书作品中，特别是一些大字立轴，常带有篆书的笔法特征，最典型的是中锋用笔。中锋圆润，省略提按，雄厚婉约，浑厚多姿，笔锋在转向、弯曲、自由滑动的过程中完成了丰富的变化。此外，篆书中转折的圆转行笔等特点，也都反映在八大山人的行草书作品的笔法中。在一些以竖收笔的字中，最后一竖故意拉长，并带有不经意弯曲，这种典型的篆书笔法，苍劲中带有一股柔韧感。与他所画荷花花茎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书法兼之画法。

《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唐代张怀瓘《书断》赞云：“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唐韩愈在《石鼓歌》中写道：“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以鸾翔凤翥、珊瑚碧树、金绳铁索、古鼎跃水形容《石鼓文》之美。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学习篆书的“书家第一法则”，学篆者无不临习，得益于石鼓文的书法家众多。《石鼓文》和所有书法范本一样，因学者审美、观察、理解能力的差异，师法相同而结果各异，八大山人以笔意刀、遗神取貌的“写意石鼓”独辟蹊径，他通过临习《石鼓文》将篆体的笔法、结字和“错落”之趣运用于行草书，并以他对形式的敏感及创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