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清代中期摹刻的汉代碑刻“百汉碑砚”因清末战乱不知所踪，今仅存《百汉碑砚集拓》，几乎每张拓片上都有道光、咸丰时期张金镛、黄爵滋等官宦名流的赏鉴钤印。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百汉碑砚集拓》为“百汉碑砚”主人万承纪缩摹刻汉代碑铭于砚台上拓片所集，共一册（今存65种），经折装，纸板骨云龙纹红锦（封）、黄锦（内）裱装，纵52厘米， 横30厘米，卷首题写“南昌万氏缩模百汉”。其中一些堪称精品，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

万承纪（1766～1826），字廉山，一字廉三，号“百汉碑砚斋主人”，江西南昌人，清金石家、书画家，乾隆副贡，官至海防同知，署淮扬道，以“缩摹肖刻”百汉碑砚，留名艺术史。《南昌县志》卷三十五载：“承纪取砚石百方，择汉碑最精者缩临上石，钩勒点画，剥落阙失，夫毫发不爽，神韵之超，刀法之工，均与原碑无二。”两宋以来就有文人访碑的风尚，清初褚峻喜捶拓了大量汉碑，开创了石刻摹图之法。但将古碑集刻于砚上，万承纪当为第一人。百汉碑砚的琢制始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九年（1829）完成。其中，万承纪完成了选碑、选石、缩摹工作；王应绶则负责将汉碑拓片的缩摹本雕琢于砚背。

王应绶（1788～1841），字子若，江苏太仓人，“清初四王”中王原祁之玄孙，精于篆、隶、雕琢。张金镛《百汉碑砚集拓跋》称：“百汉碑研，太仓王子若应绶为南昌万郡守丈承纪作……郡守之殇也，是刻甫过半。肤施张侍郎井方督河江南，属子若足成之，以归万氏嗣。”百汉碑砚一套百方，方方镌刻极工。王景淳《百汉碑砚集拓跋》赞道：“其制随砚形大小缩本摹刻……具见古泽，迥殊常笔……此册合汉碑与砚式而为一，尤令嗜古者更资赏心之助也。”百汉碑砚的造型丰富多彩，大小不一。多数砚边都刻有款，或“物勒工名”，或镌有碑帖流转及考证文字。其中，箕形砚是斋主记述石经残字碑记砚，砚背有斋主签记。“正直碑砚”题款内容则直接刻于桃形砚背的汉碑刻面中心，非常别致。百汉碑砚“合汉碑与砚式而为一”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碑帖学史料与文献价值。张金镛跋指出：碑砚大多数的摹本，是万承纪自家所藏碑拓，只有少量“假于它氏者”，因此“其与欧阳、洪、赵诸录及王氏萃编异者故多。”如“裴岑海祠纪功碑”砚、“西岳华山庙碑”砚、“西狭颂碑”的摹本就与流行碑本相差不少。而百汉碑砚的摹本又多是以较早的旧拓缩摹，或选取最完者缩摹。

山阴跳山摩崖石刻  “山阴跳山摩崖石刻”，又称“大吉买山地记石刻”，位于浙江会稽跳山，刻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是浙江现存最古之刻石。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拓本高四尺五分，广五尺五寸……字径七寸至尺余不等。”刻石共22字，分上下两列，上列竖书“大吉”两字，下列分五行，每行四字：“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记录了当时的土地买卖情况。现该石石质剥蚀，字口已趋浅平。阮元第三子阮福《两浙金石志补遗》载：“近年始为山阴杜氏所获，盖当时买地券文也。”即道光三年本地人杜春生访得。该刻石处汉隶发展中期，其书方体，篆意颇浓，笔画圆转，略显波磔，倚岩面随形布势，章法布局浑然严谨，疏密有致，字体大小参差，富于变化。清末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言：“书势古拙，乃西汉之遗。”杨守敬《寰宇贞石图录》亦缩印收入，20世纪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集刊》也收入。

嵩山三阙石刻  阙为古代宫室、陵墓、庙观门前的特殊建筑，常呈对称形式分立于神道两旁，中间缺然，故称“阙”。汉代建于河南嵩山的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合称“嵩山三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庙阙。太室石阙位于嵩山太室山前中岳庙南，东西二阙，西阙之阳有大段隶书铭文，行间有界格。其他各面均满饰姿态生动的人物、车马、动植物等图案。其铭文隶书，篆意甚浓，圆润古朴，是传世汉代碑铭的精品。少室石阙在少室山下，为少室山庙神道阙，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颍川太守朱宠所建，形制与太室阙相仿。西阙之阳有二十行篆书阙铭。西阙之阴有体形方正、笔画方折的篆书题额“少室神道之阙”六字。东阙之阴有隶书题名四行。其他各面亦如太室阙满刻精美的画像——汉人赛马、踢球、射猎、斗鸡、角力、与兽相逐等生活场景。现在因剥蚀较重，图案不甚清晰。可喜百汉碑研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大汉影像，如驯象、逐鹿、杂技表演、白虎相争等。其篆铭宽博朴厚，气象恢宏，雄强朴茂，可与商彝、周鼎同日而语。开母庙阙位于万岁峰之开母庙前。开母庙本名启母庙，汉武帝为避景帝讳，改名开母庙。“百汉碑研”将其称为“圣母庙”更为得体。开母庙阙亦为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宠所建。阙有篆书铭文，以颂扬夏禹治水和启母事迹，还有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刻隶书“嵩山请雨铭”。其他面亦有画像。杨守敬《平碑记》云：“汉隶之存于今者，多砖瓦之文，碑碣皆零星断石，惟《太室》《少室》《开母》三阙字数稍多，且雄劲古雅，自《琅邪台》漫漶不得其下笔之迹，应推此为篆书科律。世人以郑文宝《峄山碑》为从李斯出而奉为楷模，误矣。”除了书法，嵩山三阙200余幅精美的石刻像令人神往。据统计，有车马出行、宾客迎门、虎逐鹿、犬逐兔、比翼鸟、三足鸟、果下马、四神、羽人、楼阁、百戏、铺首、鸱鸮、宴饮、蹴鞠、月宫、狩猎、双蛇、吹奏、驯象、杂技、斗鸡、大象、骆驼、龙、羊、虎、柏等奇禽怪兽、神话故事以及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画面。

裴岑海祠纪功碑  东汉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郡兵出击北匈奴，击毙呼衍王，恢复了西域各部落人民的安定生活。当年，敦煌百姓建祠歌颂裴岑的战功，并刻立《裴岑海祠纪功碑》以纪其功。“纪功碑”原立于新疆巴里坤村郊，清雍正七年（1729），岳钟琪将碑移置将军府，后迁往巴里坤城外关帝庙筑亭，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此碑字体系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形较它碑为长，宽博大度，章法茂密。与《鄐君》《石门》《西狭》刻石同属一路。“纪功碑”清初已经有拓，褚峻《金石图》载《裴岑记功碑》：“碑在绝域，拓摹者弗能到，好古之士罕觏焉。故自《集古录》以来，诸金石文字皆不载。予窃叹是碑以先汉法刻，超然独立于万里荒徼之外，殊可惜亦可幸也。”汪中《容甫先生年谱》评：汉碑之存于世者，此为天下第一。“小楷之王”郭尚先评此碑为摹印篆，朴古遒爽，与《鄐君》《杨孟文》《李翕》诸摩崖同类。方朔《枕经堂金石跋·卷二·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跋》评：“字在篆隶之间，雄劲生辣，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裴岑纪功碑”的拓本主要有三种：一是雍正初拓本，二是嘉庆、道光年间拓本，三是清末民初拓本。此研铭刻为雍正时初拓本，首行“惟”字左旁中竖笔未泐损变粗；“煌”字“火”旁右下一点未被石花连至右下。第五行“害”字右竖笔未泐损。

《百汉碑砚集拓》是清代乾嘉学派中金石学的扛鼎之制，堪称中国砚文化、书法史与碑帖鉴藏史一朵光芒四射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