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和优质燃料，水系发达，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重要区域。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地形地貌虽相对独立，但各区域间交通孔道发达。因处于河北、河南、陕西等重要传统制瓷区域的环绕之中，发展陶瓷生产具有极为优越的条件。每个历史阶段，山西陶瓷手工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和价值，其中不乏开创性贡献。
宋元时期是陶瓷手工业大发展时期，山西地区窑业也步入发展高峰期，并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晋南至雁北，窑场遍布全省各地，制瓷工艺多样，瓷器品类丰富，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明显。山西自古是文化交流、交融的大通道、大舞台，考古学文化呈现强烈的多样性和可追溯性，聚焦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下创造出的陶瓷物质文化，来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形成的恢宏进程是山西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近年来，山西陶瓷考古工作主要着力于区域视野下窑址系统调查、复查和对重点窑址开展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工作理念及方式从之前的野外调查、小规模了解性质的发掘向以流域、区域为单位、开展一定区域内系统综合调查和重点窑址深入系统发掘转变。山西古陶瓷从明珠蒙尘到崭露峥嵘，其历史概貌与非凡成就也正得以徐徐展现。
“山西古代瓷窑址区域考古调查与重点窑址发掘研究”是对山西古代制瓷手工业遗产资源、窑址保存现状，研究现状及学术贡献等多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研判之后，制定的陶瓷考古整体学术规划构想。旨在分区域厘清全省古代瓷窑遗址保存现状，了解各窑址、各区域的产品面貌、工艺技术传统，建立基于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年代发展序列。在点上深入、在面上覆盖，逐步搭建起山西地区古代制瓷业体系框架，系统书写山西古代陶瓷史。从北方地区整体陶瓷发展演变过程中，填补有关山西部分的缺环，还原山西在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2016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河津市吕梁山南麓遮马峪、瓜峪沿线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并对固镇瓷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对吕梁地区古窑址开展系统调查和复查，同年抢救性发掘了兴县西磁窑沟窑址，揭示出以“柿色彩”装饰为代表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瓷业面貌和吕梁山区季节性生产的小型区域性窑业经济形态。
2022至2023年霍州窑的考古工作是践行该学术规划的第三个窑址。
工作缘起
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边缘，窑址基本叠压在村庄之下，1986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村窑址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之后，故宫博物院、临汾地区和霍县等文物部门曾对窑址做过几次野外调查工作，并有简单的调查报告公布；随后多是古陶瓷学者、瓷器收藏爱好者私人性质的踏查和瓷片采集。霍州窑因史料有载，颇为闻名，但相关研究始终停留在调查资料基础上，进展不大。
霍州窑址发现近50年以来，一直没有开展过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目前学界存在对霍州窑址分布范围不清，窑业生产始烧、终烧年代不明，瓷器产品内涵认识单一、片面以及霍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地位揭示和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
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大力推进文物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霍州特色优势文物资源——霍州窑，决心对霍州窑址进行总体保护，将霍州窑的保护纳入霍州市“十四五”文物发展规划，对霍州窑址分阶段推进保护利用，并启动了《霍州窑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经山西省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了详细的调查和勘探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至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工作。
调查勘探
陈村位于汾河西岸台地上，窑址的保存现状总体较差。窑址主体从陈村小学一直延伸至村南南沟一带，窑址大部分现被陈村旧村的房屋、院落、硬化路面等覆盖，少量地块为耕地。陈村基本位于汾河阶地边缘，汾河河道在西岸变宽，历史上河岸线摆动较为频繁，窑址就在汾河的冲刷洗礼中残存了下来。考古队依据陈村历史卫星影像、现状实测图和陈村地表现状，将所有调查区域分为地块、房屋、庙宇三类，分别编号建档，逐地块调查登记。野外调查面积40万平方米，基本上掌握了陈村房屋地块归属信息和窑址分布状况。
勘探工作按照最小地块为单位开展，依据地块面积、地表附着物等选择可勘探区域，合理布孔，做到以最少探孔，了解地下堆积走向和性质。普探面积约26000平方米，重点勘探面积2000平方米，布设探孔3000余个。
通过半年的野外调查和勘探工作，基本确定了陈村窑址的分布范围，了解了窑业遗存分布规律。勘探过程中发现多处瓷片、炉渣等窑业堆积，确定不同时期窑炉12处。勘探工作对陈村瓷窑址的年代、堆积内涵及分布状况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为后续发掘工作的选址奠定了扎实基础。
陈村瓷土矿源专题调查面积约2平方公里。主要调查区域为霍州窑址西部山区，山沟里发现1处瓷土埋藏区，从而确定了霍州窑瓷土原料来源。
窑业遗迹
在前期系统调查和勘探基础上，选择8个地点发掘，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揭露出金元明时期窑炉9座、作坊9座、灰坑40个、沟2条、井1个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收获。现将各时期的窑业遗存举例说明。
金代遗迹以D25地块金代作坊（F1、F2）为例，两座作坊均位于地表以下5.9米，上部有厚达3米左右的二次堆积，表明这里早期窑业废弃后曾有过大规模的扰动行为，明清时期又在此处烧瓷。
F1位于发掘区的东南角，坐西朝东，只揭露出两道匣钵墙，后墙南北向，墙长2.1~2.4米，高1.3~1.56米；北墙上半部分有倒塌，向东深入东隔梁，现存长2.5米，高0.45~1米。作坊的南墙应在探方南壁中，已揭露作坊内空间东西长3.06米，南北宽1.5~2.2米。
F2位于F1北部，坐西朝东，与F1有一定夹角。由东西向一道匣钵墙和一道砖墙组成。南匣钵墙为匣钵与砖石混筑，东西长4.7米，高1.2米，西半部分为直立，东半部分已倒塌；北墙为砖砌，砖呈现被火烧过的红色或黑色，应为窑内用砖的二次利用，现存3~8层砖，东西长3米，高0.3~0.6米。已揭露作坊内空间东西长5米，南北宽2.6~2.75米。F2前后均深入探方东西壁中。两座作坊的开口深度基本持平，为寻找金代窑业提供了标高参照。
元代遗迹以F20地块Y1为例。Y1在生土中掏挖火膛、过洞式通风道。窑床依生土而建，窑床以上全部不存。火膛呈月牙形，内径长2.25米，宽7.5米，壁厚17厘米左右，深1.05~1.25米，火膛上部一周由耐火材料残砖垒砌而成；通风道呈拱形，高0.95米，宽0.7米，进深1.3米。火膛及进风口内填土为煤灰渣，出土物以细白瓷为主，可辨器型有折沿盘、高足碗，敞口碗等。Y1通风道朝向东北，其打破的Y2形制与Y1相似，唯方向朝东南。由于发掘面积所限，推测这里应是依据生土原始地形而随地形掏挖的窑炉，并没有统一的朝向规划。
明代制瓷遗存以D7地块发掘区为代表。D7地块经过两年的发掘，揭露出一处由一座窑炉和三孔砖券窑洞构成的明代制瓷窑场。整个窑场位于坐西朝东的平台上，西部为高于窑场的阶地断崖，东部边界为断崖，北半部已坍塌。窑炉位于区域内东南角，其北部并列三孔窑洞，由南向北依次编号为F1、F2和F3。
F1只揭露东半部分，东西长12.8米，南北宽3.3米，窑洞以火炕所在墙为界，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似是小院，内部是窑洞室内。火炕位于室内东南靠墙处，炕的西端中部为单眼火灶，炕内三条火道汇总至东南角烟囱中。火炕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63米，残高约0.45米。火炕北、西侧以砖铺地，火炕西部有一澄泥池，澄泥池对面北部有粗料池和釉缸。再向西地面未铺砖。
F2进行了全面揭露。F2窑洞通长20米，宽3.45~3.85米，分为前后两室，西部末端掏挖有一个小窑洞。F2窑洞残存高度不等的砖砌两壁，西部可见明显的券顶残部。窑洞地面局部残存铺地砖。前后室的交接处有坍塌的匣钵堆积，应是空间间隔墙。窑洞入口部南侧有带灶的长方形火炕，西侧中部为灶，灶下通向炕内三条火道。火炕东西长2.2米，南北宽1.7米，残高0.2~0.35米。F2自上而下内几乎都为淤积土堆积。
F3东西长8.9米，宽3.25~3.4米，室内东半部分以方砖铺地，西半部分以条砖铺地。室内东南角有一个灶台和土炕。
依据现有材料推断，F1应当是直接与制瓷流程相关的作坊，F2为存放瓷坯的场所，F3为窑工的住房。
窑炉（Y1）为馒头窑，体量较大，整体保存较好。窑炉由进风道、窑门、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室及护墙等组成。东西长8.7、南北宽4.4、残高3.2米。
窑室近底部保存较完整。窑床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9、东西宽1.8米，后壁用残匣钵片砌成5个排烟孔。排烟孔后接2个烟室，平面均呈扇形，南侧烟室长1.4米，宽1.2米，残高45厘米。火膛平面呈半月形，南北长3.9、最宽处1.1、深达2.7米。火膛底部有厚约20厘米的灰渣层，其下为硬面。火膛西壁直立，用残匣钵片和耐火砖隔层砌成挡火墙。火膛入口处为窑门，宽约1、高约1.8米，整体呈长条形，顶部由长条状石块横搭，其下为条砖与石块砌筑。窑内多为淤积土和匣钵残片堆积。
进风道为长条形，自上而下设8层台阶延伸至火膛底部。呈东西走向，宽0.9~1.3米、现长3.6米，两壁由废弃匣钵和石块砌筑。进风道平面南北两翼设有护窑墙，由石块砌成，护墙宽约0.4米。
出土遗物
从土山庙地点的探沟发掘初步成果判断，霍州窑约在北宋后期或金代前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形成了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特色产品，“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为装饰特征的产品面貌。细白瓷产品胎体洁白而坚致，器类小巧而多样，釉层稀薄而光亮，釉色洁净而明快。常见器形有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等。器物内壁中下部常有细凸线纹印花装饰，纹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常见纹样有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蝴蝶花卉、莲花童子及奔鹿、兔子等动物纹等。纹样布局或为二方连续，或以六、八、十等分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偶有“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郭七”及“闫大”等不同姓氏的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金代还生产一定量的化妆白瓷产品，器物以碗盘为大宗，也有枕等琢器。同样以涩圈叠烧为主流支烧技术，胎体黄白，器物造型圆润、圈足较高。
霍州窑元代产品仍以细白瓷产品为大宗，常见器物有折沿小盘、高低不同的各类竹节状高足杯、带鋬沿小盏、龙柄小杯、折沿大盘等。器物常常有瓜棱腹作法。印花纹样多见于器物内底和下腹壁，纹样较金代简单，印花效果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印花纹样立体而有层次感。常见鱼纹、并蒂牡丹、莲花等，也有少量划花装饰。质量最高的素面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器物可见折腹盘、曲腹碗和高足杯等。元代霍州窑的产品在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及集宁路等地均有出土，表明霍州窑产品曾销往高端市场，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宫廷消费。“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为霍州窑独特支烧技术，也是霍州窑的核心尖端技术。极小的支烧钉痕使粘钉理化特性、器物胎体重量、保障产品产量和燃料经济节约四者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传统的延续与革新。元代还生产涩圈简笔黑褐花装饰的粗白瓷产品。元代是霍州窑烧造历史中最为闪耀的时刻，在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的细白瓷产品而一骑绝尘，成为全国唯一生产精细白瓷的窑场，是继邢窑、定窑以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也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陶瓷手工业的杰出代表。
霍州窑在明代生产规模扩大，除叠压在金元时期窑业之上以外，在空间分布上也有较大扩展。产品以化妆白瓷为主，常见碗、盘、高足杯、盖、罐、瓷塑等。主流装饰技法为白地褐花和黑花，纹样多样，有简笔花卉、开光鸟类、人物、松树等，绘画手法多为细线描绘，艺术风格兼具工笔与写意，写实与意趣共存。胎体较粗，但在画工、工艺上可看到窑工们粗料细作的巧思。支烧技术上继承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传统，只是粘钉中配方有所变化，粘钉变大，后期粘钉中还掺入石英砂，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规律。
明代霍州窑产品除大量供应百姓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发现了写有“文庙祭盘”的白釉盘、粗白瓷盖豆等性质明确的礼制祭祀用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明代霍州窑还因其持久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一度为山西地区明代藩王府烧制细白瓷矾红彩五爪龙纹碗、盘、杯等高档用瓷。明代霍州窑多种面相的生产面貌深刻影响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不同阶层。清代地层中出土了“堂内供钵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内做造”的纪年残器，表明霍州窑一直延续至清代。
意义与价值
霍州窑明代窑业遗存的发掘在北方地区明代陶瓷考古中也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是第一次对北方地区明代窑址开展的一定规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北方地区明代陶瓷生产编年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可深入推动南北方明代制瓷业生产对比研究等课题。值得指出的是，在建筑考古的理念下，大规模揭露出一组由1座窑炉和3组砖券窑洞式作坊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明代窑业建筑遗存，这是明代北方地区一种全新的窑业生产布局形态，是系统、完整展示明代瓷业生产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陶瓷手工业遗产景观的演变规律和陶瓷手工业专门生产地的人地互动关系等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可能。
霍州陈村瓷窑址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的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窑业遗存分布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霍州窑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白瓷业发展，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北方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元代精细白瓷唯一的生产地，其产品形制和审美引领了元代的社会风尚。明代窑洞式窑业生产格局更是丰富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
霍州窑是在充分分析自身资源、技术优势，在保持区域瓷业传统基础上，找准产品市场定位，突出于自身特色，精于生产经营策略的窑场，其产品面向官方高端市场和民间日用市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霍州窑各时期多面向的产品面貌和产品流向，必将推进陶瓷手工业参与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塑造、人地关系等方面的广泛研究。
霍州窑阶段性的演变轨迹是山西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冀、豫、陕等之间的山西地区，凭借其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彰显出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更多的缺环将在山西地区得到填补，更多的贡献将在山西地区得到揭示。山西陶瓷考古值得期待！
（撰文：刘岩 穆文军 李彦昕 摄影：郭东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