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环权，共计12枚，引发了学界关注。这套铜环权继承了“楚衡”的形制，主要用于称量黄金和一定质量的铜钱，它不仅丰富了对汉代铜权的认识，也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和参考。
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外侧圆、内侧棱形，与《汉·律历志》所载环权“圆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相符。按照《长沙楚墓》对“楚衡”中环权的分类，刘贺墓出土铜环权应继承了“楚衡”中的Ⅱ式环权。据资料统计，有自重刻铭且保存完好的西汉铜权有5件：自铭“重斤十两”者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官纍铜权、上海博物馆藏官纍铜权、旅顺博物馆藏官纍铜权，三者形制相近、皆为锤型权，《秦律·效律》中有“黄金衡，羸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丘光明先生考证这类铜权可能是专为称量125枚五铢钱而特制的定量砝码；自铭重“一斤”者两，一件是北京大学考古系藏“武库一斤”铜权，形制也是锤型权，是武库使用的标准器，另一件则是刘贺墓出土“大刘一斤”铜环权，实测质量为246.6克，应也是一件标准器。按照“楚衡”的形制，一套完整的楚衡环权型天平应包含衡杆、砝码、托盘、托盘的丝线以及系提钮，由于衡杆的材质多为有机质，易腐烂，刘贺墓出土文物清理至今未见明显的衡杆或其痕迹。楚衡属于等臂天平，两端重心到支点距离相等即“等臂”，当两端质量相同时，天平处于平衡状态，用一端已知的砝码质量来表征另一端需计量物品的质量。为保证测量精度，吊盘、吊盘中物品、吊绳的重心与吊绳的悬点要处于同一竖线上。刘贺墓出土铜权为环形，便于逐层累加，其几何中心就是它的重心，只要将其累好放置在托盘的正中间，就能保证精密测量的要求。
权值特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12枚铜环权，按照实测质量及尺寸，可近似分为两组同样的环权组合，在迄今出土西汉铜环权中，仅见于此。6个量值的铜环权依次代表五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及一斤。两组环权作为一套砝码使用时，经过组合，共可称量434种质量，测重范围为五铢至三斤十四两十铢，中间测量值间断不连续，在“铢”一级单位中，只能精确到5、10两个数值；在“两”一级单位中，可以逐一连续性递增；在“斤”一级单位中，从半斤开始，最大到3。如将这两组环权作为两套独立的砝码分开使用，则每套砝码可称量63种数值组合的质量，测重范围为五铢至一斤十五两五铢，在“铢”一级单位中，只能精确到5一个数值；在“两”一级单位中，可以逐一连续性递增；在“斤”一级单位，从半斤开始，最大到1。由于刘贺墓未见衡杆和托盘，不确定这12枚铜环权是否属于同一权衡器，但是不论其属于一个还是两个权衡器，都具有最小测量值为五铢、量程小、测量值不能连续等特点。
用途。一是称药材说。《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刘贺“疾痿，行步不便”，在刘贺墓主椁室的西堂、东寝的棺椁旁边各发现了一张床榻，均有2米多长，应与刘贺行动不便需要躺卧有关。在刘贺墓中还出土了较多治病养生的物品：地黄属植物的中药炮制品、“医工五禁汤”漆盘、药丸、药臼、药匙、专门的药量、尚在整理中记载有方剂内容的简牍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五十二病方》，成书于秦汉之际，在方剂的计量上没有使用到质量单位；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六十病方》，成书于西汉初期，容量单位使用较多，在质量单位上只很少使用了“两”“斤”“石”，“铢”没有出现，两部医简均大量使用了估量单位，汉代药剂的用量应是比较大且不甚精密的。刘贺墓出土有成套药量，与西汉医简中多使用容量单位是相符的，这套药量是被专门装在配套的银扣漆盒里，置于棺内头箱位置的，可见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之下，药剂对身患痿病的刘贺的重要程度。该套铜环权用于测量药材质量的可能性不大。二是称铜钱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三百八十多万枚五铢钱，数量如此巨大的五铢钱，整齐存放，应是作为储积钱币，不需要在市场上流通，加之五铢钱是国家以法律手段推行的法定货币，其价值主要靠国家的权威维持，即使在交易过程中只要钱文清楚，也不需一一进行称量。因此，认为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用于称量单个铜钱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埋藏地底多年，刘贺墓铜钱在出土时，仅可辨部分铜钱通过麻绳串联成串，钱串首尾处绳结清晰可辨。经清理，发现刘贺墓中的铜钱串，每串个数不一，但有100枚铜钱处打一个绳结的情形，另外还发现有墨书铭文“海昏侯家钱五千”的封泥匣，据此推测有100枚铜钱为一小节，5000枚铜钱一大串用封泥匣固定的情况，综合出土铜钱数量和封泥匣数量的比例来看，应该不是所有的铜钱都是以此为次序保存的。出土西汉铜钱串更多的是无序性，这种无序性有可能是因为时间久远，墓中保存现状没有表现当时下葬原貌，加之西汉“官纍”铜权自铭“斤十两”即624铢、被认为是称量125枚五铢钱的专有衡器和刘贺墓环权权值设置的多样性等，刘贺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可能用于称量某些固定质量组合的铜钱。三是称黄金说。刘贺墓共出土黄金铸币478件，其中金版20块、金饼458枚，总质量为115公斤，是迄今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为论述方便，本文描述刘贺墓出土金饼只在外形加以区分。刘贺墓出土的458块金饼，有385枚为扁圆形的饼状黄金铸块，质量均在250克即汉一斤左右，这也和学界所普遍认可的“一黄金一斤”的观点相符，其中有四块为墨书金饼，目前可释读出15个字：“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直接证实了西汉的“酎金”制度，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时期，有多位列侯因“酎金事件”被夺爵。同为列侯且经历曲折的刘贺对于酎金事项，在进献之前，势必要称重，以确保达到或略大于“一黄金一斤”，而带铭 “大刘一斤”铜环权就是一斤，极有可能是专门用于检测此类金饼质量在制作或流通时是否达标的专有环权。458枚金饼中还有73枚中空圆台体、上部开口、总体略呈杯形的黄金铸块，可分三种：其一是240克至260克即合汉一斤；其二是底面椭圆形的为60克；其三是底面圆形的为40克，这三者虽大小不一，但其质量是有序的，需要称量来确定审核的。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称量黄金，用于检验黄金铸币的质量是否达标，使其符合祭祀、储存、赏赐、馈赠的要求。
总之，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继承了“楚衡”的形制，量程小、精度高，主要用于称量黄金，辅以称量固定质量组合的铜钱。作为度量衡器，环权所代表的更是一条准绳或者一种约束，自上而下代表了“皇权至尊”，是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从下至上则通过对物化的遵守渐变为思想上的认同，是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服从，是刘贺臣服于皇权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研究
马健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环权，共计12枚，引发了学界关注。这套铜环权继承了“楚衡”的形制，主要用于称量黄金和一定质量的铜钱，它不仅丰富了对汉代铜权的认识，也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和参考。
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外侧圆、内侧棱形，与《汉·律历志》所载环权“圆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相符。按照《长沙楚墓》对“楚衡”中环权的分类，刘贺墓出土铜环权应继承了“楚衡”中的Ⅱ式环权。据资料统计，有自重刻铭且保存完好的西汉铜权有5件：自铭“重斤十两”者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官纍铜权、上海博物馆藏官纍铜权、旅顺博物馆藏官纍铜权，三者形制相近、皆为锤型权，《秦律·效律》中有“黄金衡，羸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丘光明先生考证这类铜权可能是专为称量125枚五铢钱而特制的定量砝码；自铭重“一斤”者两，一件是北京大学考古系藏“武库一斤”铜权，形制也是锤型权，是武库使用的标准器，另一件则是刘贺墓出土“大刘一斤”铜环权，实测质量为246.6克，应也是一件标准器。按照“楚衡”的形制，一套完整的楚衡环权型天平应包含衡杆、砝码、托盘、托盘的丝线以及系提钮，由于衡杆的材质多为有机质，易腐烂，刘贺墓出土文物清理至今未见明显的衡杆或其痕迹。楚衡属于等臂天平，两端重心到支点距离相等即“等臂”，当两端质量相同时，天平处于平衡状态，用一端已知的砝码质量来表征另一端需计量物品的质量。为保证测量精度，吊盘、吊盘中物品、吊绳的重心与吊绳的悬点要处于同一竖线上。刘贺墓出土铜权为环形，便于逐层累加，其几何中心就是它的重心，只要将其累好放置在托盘的正中间，就能保证精密测量的要求。
权值特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12枚铜环权，按照实测质量及尺寸，可近似分为两组同样的环权组合，在迄今出土西汉铜环权中，仅见于此。6个量值的铜环权依次代表五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及一斤。两组环权作为一套砝码使用时，经过组合，共可称量434种质量，测重范围为五铢至三斤十四两十铢，中间测量值间断不连续，在“铢”一级单位中，只能精确到5、10两个数值；在“两”一级单位中，可以逐一连续性递增；在“斤”一级单位中，从半斤开始，最大到3。如将这两组环权作为两套独立的砝码分开使用，则每套砝码可称量63种数值组合的质量，测重范围为五铢至一斤十五两五铢，在“铢”一级单位中，只能精确到5一个数值；在“两”一级单位中，可以逐一连续性递增；在“斤”一级单位，从半斤开始，最大到1。由于刘贺墓未见衡杆和托盘，不确定这12枚铜环权是否属于同一权衡器，但是不论其属于一个还是两个权衡器，都具有最小测量值为五铢、量程小、测量值不能连续等特点。
用途。一是称药材说。《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刘贺“疾痿，行步不便”，在刘贺墓主椁室的西堂、东寝的棺椁旁边各发现了一张床榻，均有2米多长，应与刘贺行动不便需要躺卧有关。在刘贺墓中还出土了较多治病养生的物品：地黄属植物的中药炮制品、“医工五禁汤”漆盘、药丸、药臼、药匙、专门的药量、尚在整理中记载有方剂内容的简牍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五十二病方》，成书于秦汉之际，在方剂的计量上没有使用到质量单位；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六十病方》，成书于西汉初期，容量单位使用较多，在质量单位上只很少使用了“两”“斤”“石”，“铢”没有出现，两部医简均大量使用了估量单位，汉代药剂的用量应是比较大且不甚精密的。刘贺墓出土有成套药量，与西汉医简中多使用容量单位是相符的，这套药量是被专门装在配套的银扣漆盒里，置于棺内头箱位置的，可见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之下，药剂对身患痿病的刘贺的重要程度。该套铜环权用于测量药材质量的可能性不大。二是称铜钱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三百八十多万枚五铢钱，数量如此巨大的五铢钱，整齐存放，应是作为储积钱币，不需要在市场上流通，加之五铢钱是国家以法律手段推行的法定货币，其价值主要靠国家的权威维持，即使在交易过程中只要钱文清楚，也不需一一进行称量。因此，认为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用于称量单个铜钱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埋藏地底多年，刘贺墓铜钱在出土时，仅可辨部分铜钱通过麻绳串联成串，钱串首尾处绳结清晰可辨。经清理，发现刘贺墓中的铜钱串，每串个数不一，但有100枚铜钱处打一个绳结的情形，另外还发现有墨书铭文“海昏侯家钱五千”的封泥匣，据此推测有100枚铜钱为一小节，5000枚铜钱一大串用封泥匣固定的情况，综合出土铜钱数量和封泥匣数量的比例来看，应该不是所有的铜钱都是以此为次序保存的。出土西汉铜钱串更多的是无序性，这种无序性有可能是因为时间久远，墓中保存现状没有表现当时下葬原貌，加之西汉“官纍”铜权自铭“斤十两”即624铢、被认为是称量125枚五铢钱的专有衡器和刘贺墓环权权值设置的多样性等，刘贺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可能用于称量某些固定质量组合的铜钱。三是称黄金说。刘贺墓共出土黄金铸币478件，其中金版20块、金饼458枚，总质量为115公斤，是迄今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为论述方便，本文描述刘贺墓出土金饼只在外形加以区分。刘贺墓出土的458块金饼，有385枚为扁圆形的饼状黄金铸块，质量均在250克即汉一斤左右，这也和学界所普遍认可的“一黄金一斤”的观点相符，其中有四块为墨书金饼，目前可释读出15个字：“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直接证实了西汉的“酎金”制度，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时期，有多位列侯因“酎金事件”被夺爵。同为列侯且经历曲折的刘贺对于酎金事项，在进献之前，势必要称重，以确保达到或略大于“一黄金一斤”，而带铭 “大刘一斤”铜环权就是一斤，极有可能是专门用于检测此类金饼质量在制作或流通时是否达标的专有环权。458枚金饼中还有73枚中空圆台体、上部开口、总体略呈杯形的黄金铸块，可分三种：其一是240克至260克即合汉一斤；其二是底面椭圆形的为60克；其三是底面圆形的为40克，这三者虽大小不一，但其质量是有序的，需要称量来确定审核的。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称量黄金，用于检验黄金铸币的质量是否达标，使其符合祭祀、储存、赏赐、馈赠的要求。
总之，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环权，继承了“楚衡”的形制，量程小、精度高，主要用于称量黄金，辅以称量固定质量组合的铜钱。作为度量衡器，环权所代表的更是一条准绳或者一种约束，自上而下代表了“皇权至尊”，是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从下至上则通过对物化的遵守渐变为思想上的认同，是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服从，是刘贺臣服于皇权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