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一版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为迄今可知唯一的虎骨刻辞，历史、学术及艺术价值弥足珍贵。骨长22厘米，宽4厘米，一面雕刻精美繁缛的纹饰，分别有虎纹、饕餮纹、龙纹和三角纹，纹饰风格与商代晚期青铜器近同，并且还使用了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另一面刻20字：

辛酉，王田于雞麓，隻大䨣虎，才十月，唯王三祀劦日。（怀1915）

辞文大意为：“商王在在位的第三年十月辛酉日，也就是举行劦祭的那天，在名为鸡地的山林搞了一次田猎活动，捕获了一只大老虎。”辞文至简，但传递了三千年前的古老信息，而且时间、地点和人物三要素俱全，可谓是一篇很典型的商代“记叙文”。更有趣的是，简短的文字却又留下了神秘难解的谜团。

王

此版虎骨刻辞即属于商代晚期的记事刻辞，据甲骨文分期断代推测，这位王的身份是帝乙或帝辛父子中的一位，但到底是谁，学术界尚没有一致意见，研究者往往是各持己见。历代商王好田游，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亦颇多，《史记·殷本纪》“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尚书·无逸》篇中有“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多方》谓帝乙之后的“商后王”是“逸厥逸”，南宋蔡沈《书集传》释谓“纣以逸居逸”。《竹书纪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凡此种种，不再赘述。看来，从已出土甲骨和传世文献资料中，很难得到这位王是谁的正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帝辛，比起他的父亲帝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有“重刑辟, 有炮格之法”“剖比干, 观其心”；还有“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文献里的帝辛（商纣王）不尽是残暴和恶名，也有罕见的夸赞和客观的评价，这与现在人们眼中的暴君形象迥然不同。

鸡麓

甲骨卜辞中存在众多的地名，据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马盼盼博士整理，地名有615个，是十分丰富且珍贵的地理资料。卜辞田猎地是商代地名中的重要一环，对研究商代史同样不可或缺。据统计，甲骨卜辞中的田猎地名超过150个，像鸡麓这种地名后加“麓”字的，大概有30余个。

想要了解鸡麓，就无法回避商代田猎区的问题，对此有必要稍作介绍：有郭沫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沁阳田猎区”说；有董作宾、陈絜先生等认为的“泰山田猎区”说；有林泰辅、岛邦男为代表的殷商以北地区说。而郑杰祥先生则认为：商王的主要田猎区不在沁阳附近，也不在山东泰沂附近，而是在商代王畿以东的古黄河两岸，其范围大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和新乡市以东以及山东省的西部地区。另外还有一些非专属田猎区之外的零星田猎地等说法。显然，各家所持田猎区的观点，大致是以安阳为中心，遍布于王畿以外的四面八方，足见商代田猎区问题的复杂性。

有关商代鸡麓的地望，历来有多种说法，现择其典型的意见作简单叙述。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奚当即雞之省，春秋之雞泽。春秋襄三年，同盟于雞泽。杜注：雞泽在广平曲梁县西南（在今河北永年县西南）。李学勤先生将鸡地归于“沁阳田猎区”中的核心区域“盂区”，距榆三日程。陈絜先生认为，鸡地所坐落的范围西可以到达济南市境，东面则至淄水沿岸，北面可抵古济水下游沿岸，而南则能够进入今莱芜市一带。唐英杰、邹芙都先生的晚商“畿内田猎区”说指出，鸡与盂、丧等地分布在商代黄河外侧，即今河南省滑县、内黄县、濮阳市等区域。马盼盼博士的论文《殷墟甲骨文所见地名的整理与研究》，收集甲骨文地名所见雞（奚）的材料12条，并综合所获动物种类及对地形环境的要求，认为从同版地名来看，鸡地应当还是在沁阳田猎区的范围内。由上述可见，鸡麓地望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商代田猎区争论的缩影。

甲骨卜辞中，捕获虎的地方除鸡麓外，还有斐、率、澫、杋、叀等地，这些地点在甲骨卜辞中存在同版或关联的地理关系，如果将这些地点系连起来，勾划出的地域也是比较广的，而且还有一个基本可寻的规律，那就是或在山脚下，或离山林较近，或为偏远之地。再结合虎的生活习性，它们有时将自身分泌物留在灌木丛中，有时在树干上抓出痕迹，有时在地上打滚，以这些标记来界定自己的领地，而将生存领地置于尽可能远离人类的地方，亦是天性使然。因此，综合起来考虑，这些捕获虎的地方大概不会分布在距离商王畿相对较近的地区，应该依附于群山之下更为合理。换言之，鸡麓大致位于太行山东南一侧的“沁阳田猎区”，或者是“泰山田猎区”范围内，显然要合适的多。

从地域距离来看，以安阳为起点，到山东泰安大约300公里左右，至河南沁阳大约200公里左右，这样的距离商王用做田猎地应该不存在问题。久远的不说，以清代为例，在北京的东北部承德设立木兰围场，两地相距已超过350公里，依此看来，距离肯定不是选取田猎地唯一考虑的因素。清中期以前，纵然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北方的蒙古仍然是清王朝的巨大威胁之一，清王室每年兴师动众不惜耗费金银财力也要举行木兰秋狝，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游游山、打打猎那般简单，更多还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量，这与商代晚期的国家安全形势有相似之处。商代晚期，在东方有来自夷族反叛的强大威胁，这些从商王征夷方的卜辞中可见一斑。在西方，有日益崛起的周人的挑战，虽然形势未及东方那么紧迫，但安全压力终归还是存在的，而实际上也正是周人趁虚而入夺得了天下。可以想见，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方向的强大对手时，商王适时安排包括田猎在内的军事行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大䨣虎

辞文“大虎”一句，过去由于文字释读或理解上的原因，有当指某种特殊品种之虎，有“大烈虎”，“大魄虎”，“大膊虎”，“大霸虎”等不同的说法，加之研究者一般是作引用的多，专门展开论及的少。刘钊先生在《安阳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释》一文中，引用这版虎骨刻辞时将作“䨣”（霸=白），并在注释中说明，“霸”字可以训为“强悍”，又可以借为“白”。金文中“既生霸”“既死霸”的“霸”字典籍中皆作“魄”，“魄”即从“白”声。

刘钊先生“大白虎”说的主要依据，除了对“䨣”字的解读外，还在该文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其大致的过程是，首先把包括虎骨刻辞在内的特殊的记事刻辞归纳起来，根据其许多相同之处，辅之以中国古代文献里的“记异”传统，凿实了记事刻辞“记异”的属性。在此基础之上，又通过甲骨刻辞里殷人对白色动物的重视习惯，与历代典籍中古人重视白色动物的记载互相印证，为“大白虎”之说铺平了道路。虽说刘先生有关“大䨣虎”的考究内容，只是作为《安阳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释》文中的一个章节，但所用材料之实，旁征博引之全，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最系统最扎实的。由此，“大䨣虎”即“大白虎”，成为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说法，也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

虎骨刻辞

宰丰骨辞及局部、拓片

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对此说持谨慎态度的。陈絜先生就认为，过去学界多将字读为“烈”，新近刘钊先生释作“霸”,读“白”或“膊”，似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欲坐实，恐怕还有些难度。陈先生所指坐实的难度为何，他未加阐明，但很可能跟佐证的材料有关。

检视目前已有的甲骨材料，白色动物确属常见，据刘书芬先生统计，甲骨文中各类白色动物的辞例数为：白马5条、白牛20条、白羊4条、白豕14条、白彘5条、白犬3条、白豖8条、白豚2条、白狐3条、白兕1条、白鹿2条。尽管以上数据还有补充的余地，但足以体现商代白色动物与众不同的事实，也说明了“殷人尚白”观念的可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殷人如此钟爱白色动物，唯独这版虎骨刻辞记载“白虎”时没有直接书写，这是很令人疑惑的。

从甲骨文语法的角度看，似亦有可商榷之处。甲骨卜辞中，有黄牛（《合集》41400），有黄小牛（《合集》14315）；还有大星（《合集》11505），新星（《合集》11488），新大星（《合集》11503）等等，不采用小黄牛或大新星这样的语法文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张玉金先生曾在《甲骨文语法学》一书中有过很好的论述，即“定中关系”。由此规律推之，倘若当时商王捕获的是“大白虎”，似乎应刻写作“白大虎”为宜。但既然以“大䨣虎”的语句来表达，必然有其独到之处，究其原因，恐怕要从“䨣”字是什么性质的形容词入手。

还有一点也不能疏忽，李宗焜先生《甲骨文字编》“霸”字条下收入两例，“霸”分别作（怀1915），（屯0873），从字形上看，两字皆有明显的省简，这种现象在甲骨卜辞中习见，是契刻者刻写文字时去繁从简的常用做法。依照此逻辑，契刻者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刻写难度大的“䨣”字，而放弃笔画简单的“白”字，是一个关键问题，也直接关乎“䨣”字的含义。

综上可知，到目前为止，虎骨刻辞中王、鸡麓及大䨣虎等问题的研究都并非毫无争议，不过总的看来，与前两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比起来，“大?虎”则相对简单一些，争议仅限于“䨣”字的本义上。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