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我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毕业，分配到广州博物馆工作，从此与文博结缘，至今已有33年。30多年来，广州文博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我也从一个文博新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基层博物馆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路走来，见证了广州文博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同时也把我的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文博事业。

我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长大的，小时候很少能接触到文物艺术一类事物，再加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需购票才能入博物馆参观的，所以读书期间很少去博物馆、艺术馆参观。

毕业时，我很想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后被分配到广州博物馆，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和迷茫。20世纪90年代，文博单位属冷门行业，吸引不了激情澎湃的年轻学子。报到时，得知自己是广州文化系统唯一一名研究生。

领导重视人才，把我分到馆业务部门。按惯例，馆里新入职人员均需去展场锻炼一年，因我学历较高，馆领导特批我除外。

工作不久，我查阅资料，发现本馆有不少“威水史”。1928年，广州市政府以“广州为孙中山故乡”，启动博物馆建设，次年1月11日，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就设在广州地标建筑镇海楼。这是广东第一座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功能的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在博物馆建设及管理理念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51年2月27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市长兼任负责人，3月1日新成立的广州人民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后改名为广州博物馆）。到我进入广州文博时，广州已建成广州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南越王墓博物馆等十余个文博场馆，地上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地下文物也得到了科学发掘，一大批市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向馆捐献文物。

得知自己是在一个历史悠久且各项工作都优秀的单位工作，我之前的迷茫和担心立即一扫而光，激情重新燃起。

30多年来，我亲身经历和参与了广州文博的许多大事，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广州迎来了建城2210周年。广州市文化局从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展览筹备组。我有幸忝陪末座，成为其中的一名陈列人员。

展览设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临展厅，从市属文博单位精选珍稀品以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共计262件（套），按铜铁器、玉石印玺、陶瓷器、工艺美术和书画五大类展出。展览推出后，深受观众喜爱，并荣获首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完成该展后，1997年下半年我被调去参加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工作。在广州历史长河中，南越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

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北京路东侧、中山四路以北地带。早在1975年，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发现秦造船遗址及叠压其上的南越国砖石走道遗迹，1995年又在该片区东北角发现南越国宫苑石构水池。为保护原址，考古人员与工地施工人员曾发生过激烈争执，后在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的关心下，矛盾得到解决，遗址得到保护。由此使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关系问题，迅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1997年广州计划在此处兴建“信德文化广场”。鉴于这里已有两次重大考古发现，按国家规定，在开展基建前需作考古发掘。为此，广州市文化局成立秦汉造船遗址办公室，从市属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成考古发掘队，作抢救性发掘。该项目被命名为“97广州秦造船遗址发掘Ⅱ”。

这次考古发掘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探方46个。为确保考古现场不塌方、不渗水，施工队提前在工地四周打下近10米深的支护桩。

发掘工作一直到1998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百余米长的曲流石渠。该石渠建于南越国，气势雄伟，砌法独特，在我国园林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鉴于这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发掘队及时起草《秦造船遗址与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保护初步设想》，首次划定遗址重点保护区及4.8万平方米的遗址保护区，为宫署遗址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1995年和1997年开展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均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处遗址两次获奖，在全国考古界实为少见。如今，宫署遗址得到了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2005年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遗址保护专项”，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再次被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遗存点。南越国宫署遗址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之所在”。

自入博物馆工作以来，馆领导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放手让我参加一些重大项目。因工作出色，我于1998年被提拔为副馆长，次年入选广州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组织的“广州市政府培养面向21世纪领导人”项目，赴美国学习一年。自2003年起担任馆长，30多年来，我一直以馆为家，以馆为荣，兢兢业业地工作。

在担任基层领导期间，我先后主持或参与过一些重要工作，如将五仙观下放给越秀区，整合广州博物馆与原广州美术馆馆舍，举办广州博物馆80周年馆庆，修缮文保单位等。

历史上，五仙观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由广州博物馆管理。因历史原因，五仙观周边存在安全隐患，馆的确无法推进征地拆迁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文保理念的发展，加上各区都在积极筹建博物馆，为充分发挥区政府优势，1999年正式将五仙观移交越秀区管理。区委区政府接管后，一方面挂牌设立越秀区博物馆，一方面启动环境整治工作，经过2000年和2004年两期修缮，五仙观的历史风貌得到恢复。2007年，市区两级政府又在此处建成南粤先贤馆，使南粤先贤精神与岭南文化精髓一同融入五仙观中。如今，以五仙观为馆舍的越秀区博物馆，环境优雅静谧，已成为广州一处重要文化中心。五仙观的下放、保护、利用，为全市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树立了榜样。

广州博物馆一直以镇海楼为馆舍，展示空间狭小，严重制约了馆的发展。后来广州美术馆新馆落成开放，毗邻镇海楼的原美术馆馆舍在局的努力下交由博物馆统一管理。2006年，我开展馆舍整合工作，后经反复论证，决定依凭公园环境美的优势，通过连通两处馆舍，使其成为花园型博物馆。

整合工程虽然不大，却十分琐碎。整合后的广州博物馆，功能分区更为合理，展示空间增大数倍，馆藏文物得到更好展示，广州博物馆集历史、自然、艺术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定位得到初步实现。

2009年，广州博物馆迎来80周年华诞，5月16日盛大的庆典活动在镇海楼前举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专程到馆庆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女士寄来贺联：“羊城无尽藏，镇海多奇珍。”

此次庆典还有意外收获。活动间隙，我向郑院长展示馆藏1937年版《故宫日历》。院长非常兴奋，回去后马上安排人员查找馆藏，并决定继续出版《故宫日历》。从2010年起，故宫每年都出版一款《故宫日历》。如今《故宫日历》已成为故宫最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文博工作的30多年里，除上述这些令人难忘的“大事”外，我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主持修缮了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三元古庙”、广州大元帅府旧址等；与港澳文博同行合作办展；系统征集广州外销瓷、外销画、玻璃窗等地方文物千余件。

文博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我愿为之坚持不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广州文博取得了的成绩，全体广博人，也包括我自己，为此付出了无数辛勤汗水。为使广州文博能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更加努力。

（程存洁著 《品味·印迹》 文物出版社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