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一个多元的文明，它根植于中国南方腹地，有着独特的先天自然优势，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人们在江水的涵养和浇灌下孕育成长，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借助长江水道之便，长江流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在多样化的同时，又有很高的一致性。作为长江沿线的重要城市——九江，在地理上位于长江中下游的节点，在文化上属于荆楚与赣鄱交界，特殊的区位使这里的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共生共勉，形成了独特的赣鄱文化。

九江位于江西省最北部，境内长江流经152公里，自然造化下让这片土地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文明发生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同时，九江还处在长江与鄱阳湖口的交汇处，不仅是长江上的优良港口，也是江西省鄱阳湖水系各城市通江达海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正因如此，九江才有了“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天下眉目之地”与“江西北大门”之美称。自唐以来，江西赣江一线成为连接中国南北区域和中外交通的重要经济文化廊道，至宋时，这一格局未有改变。宋元时期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发达的水域环境优势，九江成为历朝历代商旅云集、南北交通、文化交汇的孔道，也成了兵家攻略天下的战略要地。

经济方面，宋代以来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景德镇瓷业登上中国瓷业的中心舞台，并以赣江、鄱阳湖水系为枢纽，运出江西与国内各地商路相衔接，融入全国商路。与此同时，还开始参与了中国瓷器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元代开始，统治者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此时景德镇开始探索生产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瓷，并迅速成为中国制瓷的主流产品。根据现有资料统计，目前国内外元青花瓷器传世品有200余件，国内考古发现和博物馆收藏有百余件，因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存世量稀少，而弥足珍贵。如九江市博物馆藏元青花瓷器：元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图1）和元青花双耳连座三足香炉（图2），皆有明确纪年可考，其纹饰布局格式为研究元代青花瓷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现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货币使用量激增，为缓解货币紧张的问题，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朝廷在九江设立广宁监开始铸币，后逐渐成为北宋最著名的四大铸币基地之一。它在稳定宋王朝金融秩序、扩大财政收入、支持边疆军饷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九江市博物馆馆藏南宋“准拾捌界江州行使”铅钱牌，便是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重要见证，九江出土的南宋江州钱牌为铅质，上圆下方，呈长方形。钱牌正面铸有两行阳文“准拾捌界壹百江州行使”10个字。钱牌，又称銙牌、镴牌，有铜、铅两种质地，是南宋时期特有的一种临时性地方货币。江州钱牌的出土，为研究宋代货币史、商贸史，尤其为探讨南宋时期地方钱币、经济活动和商业贸易等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随着长江水运地位的不断提高，宋元商贸往来的繁盛促进了九江当地市镇的兴起，凭借交通便捷和当地农业、手工业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商品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九江作为贸易节点城市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由于货物运输量的增大，朝廷甚至专门在江州设置转搬仓、转运司等衙门，管理盐茶粮木的转运。也正是因为九江在运输中的重要地位，至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朝廷单独在这里设置商船征税机构——九江关，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至清道光年间，九江关税额占全国第二，仅次于唯一的外贸港口——粤海关。

从文化来看，南唐兴起的庐山“白鹿书院”（后称“白鹿洞书院”），曾称为“匡山国子监”，北宋时白鹿洞书院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书院的兴起促成了九江“重文崇教”风气的形成，也涌现了许多千古流芳的历史文化名人。

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使宋代九江乃至江西文化昌盛，名人辈出，成就巨大 ，尤其是在文学、理学、佛学禅宗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的高度繁荣，使宋元文化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的又一个文化高峰。

文明赓续，薪火绵延，九江人民与水为伴走过了2200多年，孕育出了包容并蓄、尊重自然的人文精神，塑造了崇文重教、融汇九川的文化品格，书写了一部九派奔流、载梦向东的文明史册，形成了九江人民代代传承的长江文化基因。作为生长在长江边上的九江文博工作者，在从事十多年的文物保护与利用过程中，通过不断深化对长江文明的理性思考，进而加深了对传承和弘扬长江文明重要性的认识。去年九江市博物馆推出的“九派东流 物证千年——九江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展”，进一步梳理了长江文明史上的九江印记，精彩呈现了中华文明脉络中的赣北地域文化成就，实现了以展览为载体，深入挖掘和弘扬长江文化，进一步传承和弘扬长江文明的重要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