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合式玉璜是指用两段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部分对接组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玉璜。其特点是对接面相对平整，一般位于璜体中部，在接合部两端侧面分别钻一细孔，并沿小孔至端部采用软性线砂工具碾琢出两面浅凹槽，甚至个别加上对接面形成三面凹槽（图一，1、2）。此类玉璜也有学者称为偶合式璜、缀璜、组合型璜、分体式璜等。同玉璜使用断裂后的修整连接工艺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断裂茬口不够平整，断裂位置一般在璜体中部之外的其他区域（图一，3、4）；又有一定的联系，如有的采用侧面钻孔琢槽方式连接，同分合式玉璜类似。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分合式玉璜最早出现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以北阴阳营遗址西区259座墓葬，含M253，即北阴阳营遗址二期为代表，相当于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绝对年代约在6400~5700年左右）。在北阴阳营遗址完整和较完整的78件玉璜中（总数为100件），分合式玉璜占28件，占比为35.89％。出土于M19、M27、M30、M39、M46、M61、M64、M66、M68、M70、M74、M108、M110、M121、M129、M135、M157、M175、M187、M191、M221、M253、M280等23座墓葬中。数量多，使用普遍，特征鲜明。16件由两段完整组合成一对，12件存留其中一半（一段），根据M39、M70图照所见既可合二为一组合使用，也可一分为二单独使用。完整形态呈弧形的有27件，弧折形的有1件，同北阴阳营遗址的Ib（弧形）、Ic（弧折形）整体形璜基本相同。23座墓葬中出土两对的有2座，1对的有11座，1对加1段的有2座，1段的有8座。M46、M64、M66、M74、M191等墓随葬品较多，数量达19至39件，M30、M108、M121、M280等墓随葬品较少，仅1至2件。绝大多数出土于人体的颈部和胸腹部，少量出于头侧或其他部位。可见分合式玉璜和整体形玉璜一样主要作为颈胸腹部的装饰品佩带使用，且多件出土的玉璜，无论整体形玉璜还是一对半以上的分体式玉璜，都应是纵向并列使用的。同墓主的性别年龄、身份等级还看不出必然的联系（墓葬鉴定数较少，以上仅M70经鉴定为女性中年以上）。另外分合式玉璜的连接工艺在相关的条形玉饰上也得到体现，其由两个相同的扁长方块组成，采用与玉璜完全相同的钻孔琢槽方法（图一5），在断裂的玉玦上也有运用（M46:4）（图一6），且条形玉饰（M56:10）和玉玦（M9:6）都有出土其中一半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阴阳营文化是一个大量生产加工和使用消费玉石器的中心聚落，崇尚玉石器的习俗和观念在北阴阳营墓地中已经存在，且墓葬间已出现初步的社会分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独树一帜。

同时在年代相当的位于宁镇地区内偏南古丹阳大泽区的高淳薛城、郎溪磨盘山，宁镇地区以东太湖北部的江苏江阴祁头山、张家港东山村及太湖西部的溧阳秦堂山等遗址，以及宁镇地区西南接近长江中游的湖北黄梅塞墩也有出土。高淳薛城玉石器的种类、造型及制法基本与北阴阳营文化一致，结合其他文化特征似可纳入北阴阳营文化，称为薛城文化类型，分合式玉璜的工艺在条形玉饰、玉玦上有所显现，且出土其中的一半或一段（图一7、8），主要为墓葬随葬品。太湖地区江阴祁头山的H1出土玉璜4件，玉玦1件，分合式玉璜1件H1：1呈弧形（图一9），另1件H1：4为其中一段，部分残损，侧面穿孔未琢槽。均出土于灰坑下部的灰色填土中，上部为堆积较多的红烧土。可能在具体使用功能外具有祭祀性质。东山村的分合式玉璜和相关玉器主要见于M101:12璜和M101:14玦（图一10、11），另一件M101:11璜似为偶然断裂，侧面穿孔未琢槽。M101:12分合式弧形璜同其他4件整体式璜集中出土于成年女性墓主下颌骨颈部处，应为纵向并列使用，类似于北阴阳营文化，它们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该墓出土陶器11、玉器21、石器1件，共33件，无论是墓葬的规模，还是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是迄今为止马家浜墓葬中规模等级最高的一座。黄梅塞墩遗址的黄鳝嘴文化阶段玉石器与北阴阳营文化关系密切，分合式玉璜见于M142：1（图一12）和M49：3，存留形态为一对和其中的一段，整体形态接近半环形和弧形。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遗址为中心，通过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间的交流和传播，分合式玉璜和分合式玉器的种类形制、制作工艺及使用功能在长江下游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散。

分合式玉璜及相关制作工艺在安徽巢湖地区凌家滩文化（以凌家滩遗址墓地为代表，大约相当于太湖地区崧泽文化中晚期，绝对年代约在5700~5300年左右）中得到了继承、延续和创新发展。在凌家滩遗址中分合式玉璜主要见于87M1：4、5（一对）、87M9：17、18（一对）、87M15：40和106、109（一对加一段）、98M31：1(一段)和2000M8:1（一对）等，这些玉璜的合体形态都呈弧形或弧折形，有的墓葬仅出土其中一段（一半），侧面钻孔琢槽的连接工艺同北阴阳营遗址完全一致（图二1、2、3、4、5、6），但是它们在器形上更为扁薄规整，肉部变宽，形态上更为成熟丰富，部分玉璜两段已不完全一致，有的一端平齐，一端琢磨呈鸟头形；也有的一端琢成猪龙首形，一端琢成风头形，还有的雕琢成虎头形。87M9、87M15随葬品非常丰富，随葬品分别达到82件（组）和128件（组）。87M1平面形状椭圆形，较为特殊，随葬品较少而精致，包含3件玉人共15件，分合式玉璜在中部平置。98M31随葬品较少，共9件。同时在和凌家滩文化时代相当的安徽六安王大岗（图二7）、江苏东山村M95:38（图二8）、高淳朝墩头（图二9）、上海青浦崧泽（图二10）、湖北黄梅塞墩M123:3（图二11）、河南南阳黄山M172：1（图二12）、河南伊川伊阙城M6:1（图13）等也见到了和凌家滩基本相同的分合式玉璜，存留形态为一对或其中的一段（一半）。黄梅塞墩M123为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一墓，墓坑长4.1、宽2.83~3.02、深1.09米，随葬有大玉玦、璜、三连璧及石钺、石锛、朱绘陶器、实足鬶等精美器物21件和猪下颌骨1副，显示出中年男性墓主不同于普通成员而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东山村M95:38也为高等级墓地中的大墓，墓口长3.1、宽1.6米，随葬品55件（套），陶器32件（套），玉器12件，石器11件。显示出成年女性墓主的特殊地位。黄山M172墓口长1.7、宽0.92米，长方形单棺，分合式弧形玉璜1件（1对）出于成年女性头骨之上。伊阙城M6墓口长3.74、宽2.5~2.7米，有二层台和棺椁葬具，颅骨顶部涂抹有朱砂，仅1件弧折形玉璜的一半（一段）出于成年男性的左肋骨处。从分布区域来看，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的传播扩散或某种政治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长江下游，甚至扩展到了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等更为广泛的考古学文化和更为广大的人群。

对于此类玉璜已有学者从工艺、材料和功能角度给予高度关注，如牟永抗先生曾设想“原先用一块较厚的玉料，先琢成成形如半璜的半成品，然后从中一剖为二，最后修磨连缀成器。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它将是史前琢玉工艺的一次大突破”。任式楠先生认为“这样可利用短玉材制作长条形璜，使连接处隐而不露，并让璜体中央稍稍活动利于佩带和防断”。俞伟超先生通过考察此类玉璜后认为它们是不同氏族、部落实行军事结盟和通婚联姻的信物，并与等级身份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玉璜在北阴阳营和凌家滩遗址中数量较多，占比较高，对接面平整，工艺精巧，且部分墓葬仅出土其中一段（一半），器形大小长短都有，成为标志性指示性的器物。由于这种玉璜具有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可分可合的指示特征，因而在作为玉璜的基本功能以外的某些特殊场合，可能越来越多地赋予了某种特定的新的用途、功能和象征意义，并凝聚积淀了某种特定观念。所以不排除为强调其特殊内容，将部分玉璜在全器制成后，有意识地从正中央位置把整器一分为二，再钻孔琢槽进行连接。海盐仙坛庙的M83:9（图二14）和东山村M90:42（图二15）也存在为强调其特殊内容有意识折断再琢沟槽进行连接的可能性。在黄梅塞墩M124：1有一件残段的玉璜（图二16），除正面留有偶然断裂连接的两个钻孔外，偏于正中位置留有一个侧面穿孔，可能是为中间分割遗留的半成品。值得注意的是，与北阴阳营文化关系极其密切时代接近的金坛三星村遗址有一种板状刻纹骨器“是一种原本连为一体、使用时一分为二的工具”（图二17），点、线、圆构成的繁缛复杂的纹饰其反映的精神或艺术世界的内涵值得思考探究。他们共同具有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可分可合，可单可整的动态组合，可能蕴含了阴阳和合、万物生长的原始朴素观念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