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城遗址，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地势较为开阔的平原地带芒城社区。光绪十二年（1886），《增修灌县志·卷二·古迹》中记载：“忙城子，在县西南太平场三里，明蜀藩庆符王奉錡，召董卜韩胡兵驻此，仓忙筑城，故名。”因此，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称其为“忙城子”。

1996年，对于考古文博界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一年，在成都平原发现了都江堰芒城遗址和新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遗址、崇州双河、紫竹古城遗址6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城址。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6座古城遗址的文化类型较为一致，且出土器物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和承接延续的关系特征，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

1996年至1999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都江堰市文物局，对芒城遗址开展为期4年的考古发掘（后两年联合日本早稻田大学），发掘遗址总面积2582平方米，占遗址区总面积的2%左右。考古发现房屋基址11座，灰坑62个，灰沟50条。这些灰坑和灰沟中，饱含非常丰富的古代人类生活的实物遗存，有石斧、石锛、石钺等制作精良的磨光石器；有与宝墩遗址第二文化期陶器占比相当，数量庞大的夹砂陶和泥质陶碎片；还有植物考古发现水稻植物硅酸体残留物，证明其时农业种植物以水稻为主的证据。最终证实芒城遗址是一座距今4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处于同一时期，归属宝墩文化第二期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

芒城遗址内城面积约7.2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不仅有内外两道城墙，还有着四方合围的内壕沟。同时不排除有外壕沟的可能，因为在北外城墙外已发现有顶宽约17米，底宽约9米，深约2.5米的外壕沟。这种城垣结构，是成都平原8座古城中除新津宝墩遗址之外，整体布局最为完整、构造方式最为明了的古城。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墙的建造与中原北方地区城墙建造方法迥异，有着根本性区别。成都平原8座古城的建造都是采用“斜坡堆筑法”，而北方地区城墙一般采用“版筑法”。两地筑墙方法的不同，所追求的实效用途也就各有侧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恰好处于全球性的北半球气候灾变期，而成都平原素有“西蜀天漏”之称，暴雨成灾和洪水肆虐已然是气候多变的常态。先民们在选址筑城时，都会选择在距离河道不远，且明显高于周围地坪的较高台地之上，其目的应与生活便利及防患洪水有关。采用“斜坡堆筑法”营建的内外双圈城垣，除兼具御敌防守的功能外，因其足够厚实的墙基和斜坡式墙体，更可以很好地发挥抵挡洪水源头冲击以及利用墙体的斜面，起到削弱水势和顺水导流的作用，故这种筑墙方式更侧重于防洪导流的功用。而北方地区陡峭高耸的城墙，则更侧重于防御作战和御敌坚守的功能。

1996年成都史前城址群的重要发现，将成都的文明发展史提前了800至1000年，成为成都平原上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文明。实证了成都平原拥有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群，也充分证明了在先秦时期，四川地区拥有与中原地区相同规模的王都。而芒城遗址则是将都江堰的文明史和建城史提前了4300年。

同时，宝墩文化为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等古蜀文明找到了可以追溯的起源，把古蜀文明由点连成了线，证实了古蜀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其他古老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文明交流、融合发展，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11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四川省人民政府依据《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芒城遗址保护规划》，核定公布芒城遗址等文保单位的保护规划，着力强化了芒城遗址保护规划的法定效力，为芒城遗址展示利用工作奠定了基础。芒城遗址位于青城山脚下，距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仅15千米左右，拥有极佳的区位优势。为更好地“让文物活起来”，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创新融合资源，聚焦“大遗产”和“大遗址”，培育“世界遗产文旅矩阵”，将芒城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纳入政府重点工作项目，计划建设芒城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同时对芒城遗址周边作相应保护性展示，打造新的文旅资源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