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6日，“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临展厅开展。展览分为“星火燎原、独开生面”“鼎定中原、王朝崛起”“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礼德治邦、无远弗届”“礼制千年、儒风浩荡”五个单元，集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33家博物馆的160余件文物于一堂，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中不乏重量级的明星文物，展示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壮丽图卷。

展览体现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流经中国北部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全长5400余公里，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以时间为序，讲述了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晚期青铜文明的起端发韧，到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发展，再到繁荣、扩张的青铜文明发展历程，以及礼乐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展览开始，绘制了世界青铜文明进程图，体现了我国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文明中的地位。展示了距今6000年左右，冶铜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000年左右，祖先将外来生产技术融入本土，青铜器随即出现在黄河中上游。展览讲述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分布，展示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龙山文化等时代出土的铜刀、铜矛、铜斧、铜锥等文物。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中游的先民发明了复合范乃至容器铸造技术，展览以此展示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齿轮器等，体现了青铜复合范铸造的高超工艺技术。随着青铜文明的发展，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代表着社会生产力产生了质的飞跃。我们的祖先在黄河两岸开垦、耕种，使黄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区域之一。

展览还展出了西周青铜重器——遂公盨（仿制），其98字的铭文，开篇第一句为“天命禹尃（敷）土，随山浚川”，讲述了禹受上天的旨意管理土地，顺应山川走势，用疏导河流的方法，治理了洪水。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关于大禹治水及其以德治国的文物实证记录，也让我们了解了先秦时期的人们对禹的认知。展览还绘制了明代茅瑞徵的《禹贡总图》，体现了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奠定了华夏国家的雏形。随后展出了晋南、豫西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以爵、斝、鼎为主的青铜礼器，由此中国第一个世袭广域王朝——夏朝建立，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由此反映五千多年来，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充分体现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展览见证了黄河文化的交流与扩散，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展览中，同时展出了青海西宁市沈那遗址出土的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倒钩矛，介绍了倒勾铜矛是欧亚草原阿尔泰山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今在我国黄河中上游的青海、陕西、山西多地发现，是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在与展览配套的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国际学术论坛上，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梅建军教授从倒钩铜矛的发现及形制演变研究入手，指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比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与考古发现，梳理了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青铜技术、知识、工匠的流动关系，最后传入中原，奠定中原青铜文明的基础。展览还绘制了中国青铜文明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对照简表，将中国青铜文明与地中海青铜文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从格局、器物类别、纹式、铸造工艺、铭文、政治属性、内涵意蕴、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对比，充分展示了中国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文明的地位和作用，也体现了中国青铜文明与世界青铜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

随着青铜文明传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发展、繁荣，形成了青铜文明的中心。展览展出了晋南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和平陆前庄遗址、灵石旌介墓地、闻喜酒务头墓地、浮山桥北墓地、石楼桃花者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还有郑州商城、安阳妇好墓等地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与山东、苏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分析对比，发现其器型、种类、纹饰和铸造技术等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都具有典型的商文化风格，表明了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并向周围进行了扩张，由中原文明演进到华夏文明，最后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特别是青铜文明传入到长江流域后，如湖北盘龙城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在青铜铸造技术、器形、纹式发生不少变化，这是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尊崇和创新，展示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展览展示了夏商周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形成历程，成为礼德治邦的典范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青铜器从产生，就因其高贵而华丽，也因其稀少，非平民所用，从而由生产实用发展到成为礼器，是王权之象征，国家之力量。展览以青铜文明的产生、发展、繁荣到扩张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以礼制的产生、发展、形成为暗线，以夏朝的青铜礼器与其他礼器的组合展示，以礼制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明发展开启展览序幕。商朝以酒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青铜礼器种类更趋丰富，工艺更趋成熟，装饰更趋繁复，功能更趋多样，礼制逐步形成，至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周人承继夏、商礼制，周公“制礼作乐”，“礼”定规范、明贵贱；“乐”重教化、求和谐，礼、乐互为表里，承担着礼制的核心使命，规范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展览展示了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时期的丰尊、丰卣、陵罍、伯多父盨，以及关中地区杨家村窖藏出土单氏家族、微氏家族单叔鬲、叔五父匜、43年逨鼎（甲）等青铜器，以及何尊（仿制品）、义尊等明星文物，反映周朝礼制的青铜重器。展览还介绍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其融合了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涉及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以及各种名物、典章、制度，内容极为丰富，堪称古代文化史的宝库，是战国儒家对周代礼制理想化的总结。随后展出的一系列文物，介绍了周朝的鼎簋、乐悬、族墓、宗法、誓制、聘礼、嘉礼、射礼等礼乐制度，反映了周王朝建立的一套以礼制为核心，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制度体系。

随着青铜礼器的使用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青铜器在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也在不断创新，将青铜文明推向了高峰。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青铜文明所无法比拟的。展览展示的青铜器有春秋时期中国西部出土的秦公鼎、秦公簋、翼兽提梁盉等，南部四川的牧正父己觯、羊首六涡纹铜罍等，东部山东出土的丰鼎、丰甗、鲁仲齐甗、启卣、己伯盨、兽耳铜盘等，以及北方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波曲纹铺、云纹双系壶、龙柄兽足匜等，还有山西出土的陈信父壶、鲁侯鬲鼎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礼”制随着时代而改变。青铜器大量用于贵族日常生活，视为修身之“礼”，是礼制的延续。至战国中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及大规模地使用，中国青铜时代也走向终结。随之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代。其中，孔孟创立儒家思想，以尊崇“周礼”为核心，倡导“礼”和“仁”，体现了秩序和制度，闪耀着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光辉。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成为后世礼德治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