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至2021年度，为配合“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之夏商周课题”和“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及其北城垣（含护城河）展开考古工作。通过本次发掘，揭示出规模宏大的城门一座，基本搞清了现有城垣堆积状况及其建筑年代，并发现了战国早期城垣遗迹的存在，为城址形制变迁和始建年代确认提供了新线索。同时，对该区域的城防体系有了新的认识。

考古发现

东垣南门遗址发掘

纪南城东垣南门，位于纪南城东垣南段，按照纪南城的整体坐标系统，位于J区南部、E区北部，向西联通城内、向东通向海子湖。东垣南门现存缺口处宽度约58米，两侧城墙基脚宽度约35米。

整个城门复原宽度约为52.5米，有三个门道。中门道基部宽约16.5米，与南门道的隔墙门垛基部宽约6.2米，与北门道的隔墙基部宽度约6.8米。北门道基部宽约4.7米，北门垛基部宽度为6.8米。南门道及南门垛被现有水泥路占压，复原宽度当与北门道及北门垛相当。几个门垛现存长度接近，约15米，西部基本到头，东部被破坏。门道与门垛基本与城垣垂直。门垛内发现柱洞、板槽之类的建筑痕迹。暂未发现门楼、门房遗迹。

东城垣及护城河解剖发掘

结合东垣南门的发掘，对其北部城垣及护城河进行长探沟解剖发掘，获取较为完整的城门、城墙及护城河相关资料。

城垣结构逐渐清晰 确认该段城垣的底宽约为48米（内坡脚至外坡脚），主墙体呈台阶状逐级夯筑而成。现发现两级台阶墙体，主墙体一级顶面距地表深约50厘米，宽约8.6米，高1.6~2米，基本呈直立90°。二级顶面距一级顶面约1.6米，宽3.5~3.7米，高1~1.4米，也呈直立90°。二者均由黄褐花土夯筑而成，夯层厚10~20厘米，夯层表面可见密集圆形夯窝，直径5~6厘米，深2~3厘米，推测为木棍集束夯筑而成。二期城垣底部在经过平整的文化层上挖基槽，夯筑墙基，厚度50~70厘米。文化层为灰黄黏土，未经夯筑，外侧表面平坦，并铺垫一层白灰土，包含大量碎陶、瓦片，厚约50厘米。内侧呈坡状，厚约80厘米。台阶墙体与外护坡相交处有倒扣一列板瓦，起到分界或筑城过程中的散水作用。内护坡长18米，外护坡长16米，未发现夯筑迹象，应堆筑形成。

现存城垣年代得以明确 现存城垣及外护坡下发现灰坑（H2），内护坡下发现与前者同时期灰坑、水井等遗迹。

H2开口于外护坡⑤层下，打破⑩、⑪层和生土，坑内出土大量陶、瓦片，判断其时代约为战国中期。通过该坑出土炭化稻米测年，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56~276年这个区间。

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正射影像

护城河新认识  确认该段城垣外侧未见护城河，在原定护城河区域发现大量与城址同时期的灰坑、水井及文化层堆积。据此线索，推测纪南城东垣靠近庙湖，可以借助天然屏障，城内龙桥河直接汇入大湖，东门区域形成较大规模的陆路通道或居住区。

一期城墙新发现  在对现有城垣发掘至底时发现其下往西错位约2米处有一道宽约12米的黄土堆积，较为纯净。遂继续进行解剖发掘，确认其为更早的城垣堆积。根据叠压关系将现有城垣定为二期城墙，新发现的早期城垣定为一期城墙。

一期城墙墙基西部界线明显，东部上半部被二期墙基②层打破，下半部打破H5，剖面略呈倒梯形。残宽约12米，残厚约1.2米。土色灰黄，质地致密，显然经过夯打，但由于仅存底部，故夯层、夯窝均不明显，仅在其中夹杂的灰黄土面上有少量夯窝发现。一期城墙因某种原因导致毁弃，并经过一段时间在其上间隔形成了文化层（第⑩层），东部可能因修筑二期城墙时平整地面被挖去一部分。

相关认识

东垣南门及该区域城防体系的新认识 经发掘可以判定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形制规整、体量巨大，应是出城的主要通道，有着发达的水路交通。

通过对东城垣外鱼塘的清淤，发现该段城垣外侧没有护城河，但有水井、灰坑等居住遗迹。推测东垣靠近庙湖，城内龙会桥河及南垣外古河道直通庙湖，整个城址东南部借用了自然湖泊的防御功能。同时，东垣外靠近湖边可能设置码头，便于水路交通。东垣外发现的相关居住遗迹应当是守卫人员驻所。

二期城墙年代确认  经发掘，城垣下叠压灰坑的发现是楚纪南故城城垣始建年代的直接证据，结合陶片类型学分析和测年数据可以判定楚纪南故城现存城垣（即二期城墙）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晚段至战国中期。

一期城墙年代判断 通过对陶片的初步研究，并结合相关遗迹单位测年数据，就新发现的一期城墙的年代暂认识如下。

由于一期城墙内基本不出包含物，所以只能依靠地层和遗迹中与之产生关系的遗迹遗物来进行判断。目前所见，与一期城墙关系最为密切的遗迹和单位则主要有G6、H5以及文化层第⑩层。

G6开口于⑩层下，打破　　　层和生土，其上叠压的⑦~⑨层为修筑二期城垣时的垫土堆积。G6西距城II墙体6米，口宽约10米，底宽约8.5米，深约2米。应是取土修筑一期城墙而形成的，可能是一期城墙的外围壕沟或者护城河，其与一期城墙的年代是相同的。

沟内堆积均为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在接近沟底处出有完整的陶长颈罐1件，应是G6内最早的堆积或者包含物，它的年代应略晚于G6，但大体可以代表G6的年代。长颈罐的形制作大敞口，宽沿方唇，长直颈，小弧鼓腹，腹最大径位于罐的下部，凹圜底。与荆州本地的其他同类器物相比较，此长颈罐略同于雨台山出土的Ⅰ式长颈罐（雨M522:1），雨M522:1属于雨台山第二期，年代为春秋晚期。不过，形制虽说略同，但二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主要是雨M522:1的腹壁略呈折转，而G6之器则为弧转，所以，G6之器要稍晚一些，但也晚不出战国早期，其年代似应为战国早期早段。G6之长颈罐又与江陵九店B型Ⅰ式长颈罐（九店M725:1）形制相同，也与九店M725:3A型Ⅲ式长颈罐略同。九店M725的年代被定为战国中期早段。但是，九店M725同出A、B两型长颈罐，其中的A型Ⅲ式长颈罐与上述雨台山M522:1相类似，所以，九店M725的年代则应定在战国早期为宜，至迟也应在战国早期晚段。由此看来，G6之长颈罐的年代又或可晚至战国早期晚段，但也不会晚出战国早期的范围。综合而言，G6之长颈罐的年代当属战国早期。考虑到此长颈罐只不过是G6内较早的堆积物，属G6形成后的外来物品，故其年代理应晚于G6，而G6的实际年代则要早于这只长颈罐。因此，G6的年代定在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早期早段应无问题。此外，通过G6底部出土炭化栎属果壳测年，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80~344年这个区间。

G6底部出土遗物

依前所述，既然G6是因取土筑建一期城墙而形成的，那么二者的年代则应一致，所以，一期城墙的年代就应为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早期早段。

H5开口于⑩层下，被二期墙基打破，对一、二期墙基的年代判断有直接证明。H5平面形态呈不规则圆形，坑较深，壁陡直。坑内堆积可分两层，堆积物丰富，既有大量的日用器物器片和瓦片，也有稻米、麦粒等农作物和其他植物遗存。从出土物来看，其年代大体与G6同时，推测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通过浮选获得水稻、小麦颗粒测年结果为公元前349~303年。

从整体情况来看，H5应略晚于一期城墙，考虑到它和一期城墙又同时被第⑩层所叠压，故推断二者的年代应大体相同。

关于第⑩层，也是东垣发掘中较早的文化层，它既位于第⑨层下，但也同时位于二期城墙之下和一期城墙之上，且有一小部分夹在一期和二期城墙之间，是划分一期和二期两期城墙的关键证据。显而易见，这个第⑩层的年代也是格外重要的了。第⑩层厚10~20厘米，土色灰黑，土质较致密，分布范围较广，自西至东横穿整个城墙，只是中间因筑建二期城墙的基础而被挖去大部分。该文化层包含物不是太多，可辨器形主要有盂、罐、豆、盆等器。经过仔细分析，这些器片的年代多为战国早期，也有少数属于春秋晚期。

综上所述，楚纪南故城东垣一期城墙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一期城墙发现的意义  楚纪南故城东垣一期（早期）城墙的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东垣的年代，而是代表着整个纪南城的始建年代。以前发掘的纪南城西垣北门、南垣水门以及烽火台遗址，揭示了其始建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却均未发现有两期城墙存在。但是，纪南城内的松30号台基却存在着两期宫殿建筑即F2（早期）和F1（晚期）。早期F2的年代基本上可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早段被毁，晚期F1则始建于战国早期晚段并一直使用至战国中期晚段亦即公元前278年之前。如此，东垣的两期城墙则可对应松30号台基的两期宫殿建筑。此外，2011年至2015年对纪南城宫城区的勘探同样在其东部六个夯土台基上发现了两期夯土堆积，亦可与此次发现的两期城墙对应。

新的发现指引了楚纪南故城这座体量巨大的都城遗址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以两期建城为线索，进一步厘清城内布局和功能分区，并尽可能多地提供城址年代依据，继而大力充实城址形制变迁和周边聚落形态研究，为东周都城和楚文化研究注入新动力。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闻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