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保定易县县城东南，是迄今保存最好的东周都邑城址之一，其布局是研究周代城市结构及内涵的重要实证。考古学研究的最新证据表明，燕下都遗址的局部遗存例如东城隔墙，并非燕国修建或改建燕下都时的原本建筑，而是属于战国之末赵国占据时期的改造遗迹，因此有必要对燕下都遗址进行重新审视。

燕下都遗址东城隔墙质疑

燕下都由东西双城格局构成，其中东城北部近五分之一处又建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将东城分割为南北不对称的两个区域。这一布局一般被认为是燕下都城市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但隔墙的具体年代及确切性质并不十分明晰，因此需要认真梳理与考辨。

关于隔墙年代。隔墙解剖发掘的结果表明：隔墙墙基叠压东城垣基础，隔墙的宽度仅为东垣的二分之一。这一结果说明隔墙与东垣存在着显著区别：始建时间不同，墙体建筑结构有异。但仅此依据还不足以说明隔墙的性质与功用，还需要准确把握其年代区间。

第一，隔墙年代的上限。东城中北部的武阳台宫殿夯土台基，是燕下都遗址体量最大的建筑基址，而隔墙紧贴武阳台基址的北侧。附近有一座战国晚期的44号丛葬墓，埋葬数十具战死的武士，并打破焚毁的Ⅴ号地下夯土建筑基址。据此，武阳台宫殿正常使用期的最晚时间，应在战国晚期晚段。而紧贴武阳台宫殿基址的隔墙，破坏了这座宫殿的主体功能，说明隔墙修建的时间不仅晚于武阳台宫殿，并且还很有可能是在此宫殿的主体功能废弃之后才建造的。这一时间节点同时也是隔墙使用期的上限，亦即隔墙的始建时间，即战国晚期晚段之始。

第二，隔墙的使用时期。隔墙的修建并未将武阳台宫殿完全废弃，隔墙东段有一座与墙体合为一体的7号夯土台基址，应属于隔墙的附属建筑，其性质大概以作守卫与瞭望之用。与隔墙紧密相连的武阳台建筑基址当与此非常相似，隔墙与武阳台本体建筑的北缘重合，武阳台原本的宫殿主体功能终止或根本性弱化，由原来的宫殿建筑转变为隔墙的附属防御建筑。如此，隔墙的存在时期与武阳台建筑转变功能后的使用期大致相同，因此隔墙的使用年代当在战国晚期较晚阶段。

第三，隔墙年代的下限。隔墙与东城北部的城垣配合使用，它们的年代下限应大体一致，亦即战国末期。

关于隔墙性质。长期以来，隔墙一直被视作是东城北部作隔断和维护作用的辅助墙体，因此成为燕下都布局的一个独特特点。但根据上述以44号墓、Ⅴ号夯土建筑基址为代表的一批遗存证明，战国晚期晚段东城多处宫殿建筑废止，城区总体功能已经衰落。因此，隔墙的性质与功用便与东城城区原本的内容无关，即并非出于原本规划的城区功能性的“隔断”之用，而是在东城原本功能衰落之后的一种城区改造，新建一道隔墙将城区北端围护起来而类似于一座“内城”或“小城”。这条隔墙就是新改造的“小城”南城垣。

综上，存在于战国晚期晚段的东城隔墙，是在燕下都城区主体功能衰落之后的改造建筑，并非燕下都修建或改建时的原本建筑。正因如此，这道隔墙在整个城区格局中显得有些突兀与异类，与城区诸多建筑元素之间存在着不够协调的缺陷。

赵国对燕下都的改造

燕下都东城隔墙，属于燕下都主体建筑衰落之后所改造的“小城”南墙。那么，这座战国末期的小城为何者所建，其性质及功用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晚期晚段，燕国误判长平之战后赵国势衰，欲趁机全力攻伐赵国，未料遭到赵国强力反击，致使燕国接连失败，五年征战之后的结果是两国交换城池领土，燕下都为赵国所据。具体内容即：“（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其中的武阳，即燕下都。另据《赵世家》《燕世家》等记载，赵国占据燕下都长达二十余年，直至秦统一的前夕。

赵国占据燕下都的时间正是战国晚期晚段，与燕下都东城隔墙的年代基本相合。但要推定隔墙为赵国所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依据。综合梳理燕下都遗址的相关考古线索，可以归纳出4条证据。其一，武阳台主体宫殿周边宫殿基址群，于战国晚期晚段之前遭到战争焚毁，此为东城主体功能在战国晚期晚段衰落的实证。其二，44号武士丛葬墓，其中出土大量赵国货币等遗物，这是燕赵曾交战于燕下都东城之内的考古实证。其三，东城内发现有属于赵国的文化层堆积及遗迹遗物。其四，赵国铸造的“武阳”三孔布和“武阳司寇”铜玺，是武阳曾为赵国所属的文字实证。李学勤考证此布币与玺印均为赵国所铸，并推测赵有武阳约有二十年。这是武阳曾一度归赵的直接文字证据。

以上4项考古实证，证明了赵国在战国晚期晚段曾占据武阳，并遗留有许多文化遗存，由此推定东城隔墙应为赵国进驻燕下都后所建。赵国建造此墙的目的应主要是出于守城与防御，武阳既是燕之旧都，又地近燕国南境，守城固土当为赵国的首要考虑。另外，燕下都经历剧烈争战，东城城区多有损毁。基于此，将燕下都转型为赵国新拓北疆之据点，应是赵国改造武阳旧城的主要出发点。于是在燕下都东城偏北部增建一道东西向城垣，将原有城区北端分割而改建成为一座小型城堡。因此，所谓燕下都东城的“隔墙”，实乃赵国武阳新改造的“小城南墙”。

燕下都布局的重新认识

燕下都东城隔墙的年代及性质已然澄清，燕下都的城建历程无疑需要重新审视与认识，以恢复燕国所建武阳城的原本格局。排除隔墙之后，东城以横贯东西的3号河渠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北城区以宫殿建筑为主要内容，南城区的主要内容是手工作坊和普通居住区。但这只是燕国所辖东城最终所形成的城市宏观格局，其建设历程应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进与发展，城市时空格局变化的轨迹大致如下。

东周以前，大致以中易水北岸的东沈村遗址为核心，性质可能属于村镇或普通城镇，这是武阳为城邑之前的聚落基础。

春秋时期，东城南城区中南部一带为聚落集中区域，或已出现高等级建筑。此时的武阳至少属于大型城镇，或可能已具备城邑性质。

战国早期，东城已具备较完整的规模，中央纵向地带分布着大型宫殿建筑，集中的手工作坊区开始使用。本期晚段，九女台墓地开始使用，已发掘的16号大墓当属高等级贵族之墓，当是城邑规模与性质的一个极好佐证。此时武阳已为大型城邑当无疑，并且很有可能已为都邑的性质。

战国中期，现存东城的规模及建置应于此时完成，主体格局至此基本奠定成形，城市功能分区也渐趋明朗，以横贯东西的3号河渠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城区。此时的武阳城，城垣及河渠完备，城内功能分区明确，殿堂群集并存在核心宫殿，因此已具备完善的都邑之制。

战国晚期早段，西城大约增建于此时或稍早阶段，以作为东城的附郭之城。东城的布局继续得以完善，西北隅虚粮冢墓地开始使用，东城中央轴线的宫殿群区进入鼎盛时期，中南部一带的综合作坊区，以及南部的居民区持续繁荣。至此，武阳城最终完成了《水经注·易水》所言的“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的规模。这一阶段正是燕昭王时期，所谓“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之类的记载，固然可作昭王建城之说，但似更可作昭王时城池完全竣工之解。

战国晚期晚段，东城内武阳台核心宫殿的正常使用停止，附近一些宫殿区遭到焚毁或破坏。燕赵连年争战导致武阳城经历战火损毁，并最终为赵国所占据。赵国新建一道东西城墙，将东城偏北部收缩改造为一小型城堡。将赵国新改造小城的南墙视作原武阳东城内的“隔墙”，进而又将这道“隔墙”作为城市发展历程和功能分区的一个界标，实属一种误会和错认。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