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南北，古城、烽燧、碑铭星罗棋布，丝路沿线，石窟、佛寺、古墓层出迭见，实证多元一体格局，拓展边疆考古纵深。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新疆文物保护利用成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新疆，踏访“考古中国”进展，走向新疆历史深处。

探索源流 寻脉史前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宏观指导下，新疆主动性考古项目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充分发挥考古工作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阐释新疆在中华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018年，国家文物局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高位推动新疆考古工作，组织编制、发布《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2023年指导编制《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23～2030）》，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等10余家考古机构和高校考古力量组团援疆，与新疆文物部门通力合作、联合攻关。

“围绕‘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史前文化谱系研究’‘国家管理和认同及区域文化研究’‘丝绸之路交通与保障体系考古研究’‘多元宗教及其本土化研究’等重大课题，5年来，新疆共实施考古发掘项目75项，涉及8个地（州、市）。”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党志豪介绍，这几年新疆考古发现成果丰硕。

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曾是新疆考古的薄弱环节，近几年，在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现距今45000至4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存，初步构建出北疆地区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

“这里发现大量来自西方的勒瓦娄哇技术制作的石器，说明早在那时候东西方文化就有了接触。”谈到通天洞遗址，该考古队领队于建军如数家珍，“我们在这里确认，至少在4400年前，源自我国华北的黍和源自西方的大小麦在新疆北部相遇，拓展了早期农作物交流研究的视野。结合国外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这些黍作物与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地发现的时代较晚的黍作物种属一致。”

这些年，新疆史前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入。

塔什库尔干县库孜滚遗址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帕米尔高原生活着早期人群；哈密市七角井细石器遗址的发现，揭示了细石器时代人群的交流和迁徙，以及天山廊道的开拓。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被初步认定为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之一；温泉县呼斯塔遗址的发掘，揭示了青铜时代以来西天山地区新出现的牧业族群及其经济形态的存在方式；若羌县黑山岭遗址研究显示其年代为商周时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绿松石采矿遗址群，也是新疆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古代矿业遗址。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等早期城址的发现，为研究新疆绿洲城邦早期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对理解新疆早期铁器时代天山南北社会结构演变和逐步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多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模式。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个考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一点点拨开迷雾，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日益清晰。

万里同风 多元一体

遥想古代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官兵勒马望烽，百姓相闻于道，商贾经年盈路，学者络绎不绝。

历史的风烟掠过烽燧、古墓与城池，平沙万里绝人烟，绚烂丰富的遗存留待我们发现与释读。

天山南麓，盐水沟河谷长风呼啸，河道虽已干涸，犹可见大雨时山洪涌流、汹涌急泄的壮阔气势。

河谷东岸，克孜尔尕哈烽燧历经两千多年风雨至今巍然屹立。它是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军政系统的见证，也是汉唐时期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以城池为重心，建构烽火台、戍堡、驿站等设施的军事防御体系，是新疆境内长城资源的主要特征。

“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夜间举火称‘烽’，白天放烟称‘燧’。我们面前的克孜尔尕哈烽燧建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高约13米，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古代烽燧。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讲起家乡的历史，库车市龟兹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朗朗上口，她已记不清多少次向各方来客讲述丝路古道上的往事。

“这里处在阳关以西通往龟兹、疏勒和天山北麓的乌孙的交通要道上。”随着马丽丽的讲述，大家的目光越过烽燧，向天山望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就是经过盐水沟关隘抵达伊犁河谷。班超的战旗曾经插上关隘的垛口，鸠摩罗什、玄奘的脚步也曾在这里停留。”

大漠孤烟，雄关漫道。举头望烽燧，当年戍守将士眼里的风光是否也跟你我看到的一样？当他们向北遥望巍峨天山、向东远眺克孜尔尕哈石窟时，会发出怎样的慨叹？

300多公里外的孔雀河沿线烽燧林立，其中，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一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军事设施，唐代称之为“沙堆烽”。

这里出土了珍贵的纸文书、木牍780余件，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生动再现了边塞烽候制度运行的诸多细节，如各机构之间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互相传递军情和政令。

对该遗址的考古研究，清晰了唐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和施行的军政措施，也让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将士形象立体起来，我们得以知道“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的唐代戍边将士姓甚名谁？他们来自哪里？每天干什么？闲时爱看什么书？给家人的书信里倾诉了什么？

“通过考古研究，我们发现这支守卫烽燧的军队是由多个民族的将士组成的，既有从内地远赴天山脚下戍边的将士，也有本地参军的将士。我们还发现烽燧用犬只参与预警和防卫，令人印象深刻。”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的讲述下，历史的细节历历在目。

“呼天唤地，贞夫曰：‘呼天何益，踏地何晚，四马一去，何时可返’……”这是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考古过程中发掘出的一张珍贵的残页上书写的一段动人心魄的文字。胡兴军说：“这是在唐代流行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韩朋赋》，几位将士闲暇之时用抄写的方式聊表思乡思亲之情。”

放眼天山南北，一座座烽燧遗址成为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也是家国天下的记忆。

“现在，请把视线聚焦到3号墓的照墙上，从下往上看，这是熊力士，这是仿木斗拱，这是仿木椽。看，壁面嵌贴的砖雕上，装饰着天禄、朱雀、青龙、白虎、玄武等神兽，还有绶带穿壁纹等纹样。这些图案都是在砖烧制完成后雕刻而成的，动物造型古朴、体态生动。”顺着马丽丽手指的方向，采访团仔细辨认每一个图案。

此刻，大家身处库车市中心繁华的友谊路之下，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库车友谊路古墓遗址博物馆，充分利用古墓群原貌做文化遗产的活化展示。

库车友谊路墓群发现于2007年，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在展厅里共展示了15座已经发掘出完整样貌的砖室墓，年代均属于晋十六国时期，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唯一发现的砖室墓群，建造方式、形制与中原同时期砖室墓相同，装饰题材与甘肃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装饰母题相似。这将砖室墓的分布范围从河西走廊向西延伸了1000多公里。”马丽丽说。

是谁长眠于此？马丽丽解释，考古学者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龟兹贵族，或是自中原地区而来并居住在龟兹地区的屯田戍边军士，或是从河西走廊一带迁移来的居民。

直到今天，针对库车友谊路墓群的发掘工作一直在阶段性持续。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库车市友谊路墓群保护性设施建设项目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墓葬约500座，年代分别属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4个时期。

考古学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发掘更加丰富地展现了古代龟兹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以及它与西域各城郭乃至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濛濛。”跟随唐代诗人岑参的边塞诗，采访团走进了北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带领的北庭考古队正在内城北门外台地上的1号遗址发掘。从2018年起，郭物开始负责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他率领团队逐步勾勒出日渐明晰的遗址格局——“两套四重八块”，反映其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复杂的特点。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再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郭物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我当时负责外城东城门的勘探发掘工作，就是在寻找岑参送别武判官的‘东门’。”

郭物认为，北庭故城遗址是历史的现场和见证，北庭考古以实物证明唐至宋元时期，特别是唐代、元代时期中原大一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管辖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相关发现和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促进新疆社会的民族团结、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时期考古是近年新疆考古的重心，集中在天山南北麓，以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军政建置相关核心城址为重点，基本遵循勘探、发掘、关键性解剖与文献对勘相结合的工作路径，考古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对遗址布局功能及价值内涵的认识，更为促进遗址的有效保护、传承发展、探索文旅融合提供了学术支撑。

多教并存 互鉴通和

回望历史，新疆地区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近年来，喀什市莫尔寺遗址、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吐鲁番市西旁景教遗址等考古发现，揭示了新疆古代多元宗教传播、交融以及中国化过程。

“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玄奘描绘的疏勒（今喀什一带），盛景杳然，留给世人无限遐想。

喀什市东北方向，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洪积台地上，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莫尔寺遗址渐露真容。

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3世纪，10世纪后逐渐废弃。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主动发掘。

这里既发现了以土坯砌筑的覆钵式塔，也发现了由中心正殿和两侧配殿、配房等构成的长方形大佛殿，具有中原佛寺的特征，初步判断属于汉传佛教建筑。

在对出土佛像的分析中，专家发现极为丰富的佛教造像工艺特色，不但有犍陀罗风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区风格的特征，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因受到各地文化的影响而发生着演变。

“截至2022年，该考古项目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对莫尔寺遗址形成了新的认识，实证了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对新疆宗教演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莫尔寺考古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肖小勇介绍，“我国佛教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汉唐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和宗教管理，这里是重要的见证。”

天山支脉却勒塔格山南麓，库车河两岸的苏巴什佛寺遗址赫赫巍巍，分布着佛塔、庙宇、洞窟、殿堂、僧房等建筑遗迹。

这里是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提到的“雀离大寺”，也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昭怙厘大寺”。

眼前虽已是断壁残垣，仍可想见当年盛景。苏巴什佛寺遗址始建于公元3世纪，既有印度覆钵式塔和汉式楼阁式塔，也出土了萨珊朝波斯银币和中原传入的铜钱等，充分说明苏巴什佛寺不仅印证了古丝绸之路上古龟兹地区长期作为西域佛教传播中心的历史，它还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见证、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镇。

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吐峪沟峡谷由北向南将火焰山纵向“劈”开，开凿在峡谷内半山腰上的吐峪沟石窟寺，发掘出土《道行般若经》《佛说佛名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妙好宝车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

考古学者认为，吐峪沟石窟寺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与龟兹、河西及中原地区密切关联，同时也具备高昌石窟寺院的特质，对研究塔里木盆地各个佛教区域的关系及高昌佛教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火焰山西端南麓，西旁景教遗址静静矗立在一座丘岗上。今年，中山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启动考古发掘。

目前，考古发现该遗址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存在复杂的层位关系，显示出三期以上的使用过程。考古人员认为该遗址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是一处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景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寝室等生活设施。

历史的恢宏壮阔与人间的烟火气息在新疆交相辉映，又在考古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辛勤工作之下得以一一复原和展现。党志豪不禁感慨：“在许多考古人眼里，新疆是考古工作的天堂。”

近年来，新疆依托4个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新疆工作站，开展生物遗传学等多学科合作，为全面提取考古遗存信息、科学阐释文物及遗址价值内涵、拓宽新疆考古研究领域提供重要支撑。联合申报纺织品、纸张等8项专项保护修复研究课题，累计修复珍贵文物600余件，提升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文物保护修复水平。未来，新疆考古工作任重道远，前景广阔。

“述往思来，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徐锐军说，“要进一步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深入研究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不断铸牢中国心、中华魂。” （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