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堆放着《绍兴文化遗产：遗址·墓葬卷》《石桥卷》《馆藏书画卷》《陶瓷卷》等，这是十多年前绍兴市文物局组织编写的一套大型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重新翻读，不由得使我回想起编写这套丛书时的日日夜夜：挖掘、梳理、取舍、表达……将宏大的内容浓缩于一体，确实是一项具有难度的专业性工作。可以说，这是绍兴文物工作者将几十年来的“积蓄”，“零存整取”地给社会呈上的一份答卷。愉悦的阅读中，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绍兴人，不仅深为绍兴丰厚的历史文化感到欣喜，而且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做书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温故知新。我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学问积累，它犹如玉石的温润，要通过一定的岁月才能由内而出。做着书，时有某种感悟突然涌上心头，这时候，那份内心的幸福感往往难与外人道，喜悦间让我想到佛经中“功不唐捐”的说法。

《遗址、墓葬卷》是整套丛书编纂工程中的一出重头戏，比做其他卷的内容更具挑战性。这是因为遗址、墓葬都是历史的实证物，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借由这些信息，我们得以进入历史隧道。一切以科学的手段探寻过去、解析过去，在本质上去了解过去，给我们的当下提供有益的启示。文物工作看起来似乎总是向后看的，因为它接触的都是以往的事和物，但这种向后看，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

前些天晚上途经迪荡新城，那里的热闹和繁华已具现代城市的气象，与以往所谓的古城有了明显差别，这差别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具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一切新的东西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具有新的意义。今天的迪荡新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意义与背景上的，它是尊重历史的实证。处在迪荡新城的“西施山遗址”，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基本建设中发现的，当年陆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器及印纹陶，是绍兴作为越国都城为数不多的无可争议的实物遗存，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后来，绍兴因城市扩容需要，地处西施山遗址的城东地块被列入新城开发区域，这就引出了西施山遗址的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选择共赢的方案，是摆在当时城市规划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显然，文物部门在当年规划城市的大潮中是一个弱势部门，但我们既要对政府的决策负责，也要对百姓和社会的关注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因此拿出专业信息提交给政府和社会，才是既参与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又维护了本行业的职业操守。今天回想当年与有关部门解说与交涉的艰辛过程，仍令人唏嘘感叹。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碰撞，最后才有了西施山遗址核心区块保护的共识。将目前西施山遗址保护区块的规模跟迪荡新城相比，或许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点，但它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这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遗址保护地，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文物工作守望者们的职业情怀。今天，当现代都市崛起于古城文物遗址侧畔，依然留有城市文明源头的遗址保护地，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有力象征。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可以静静地聆听古与今的对话。

2011年秋，绍兴城东香山建设工地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大墓，古墓椁底长达47.6米，底层铺设的长枋木口径达到0.6米，长达5米。在两千多年前，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建造这样规模宏大的陵墓实在令人惊叹。对于这样的历史遗存，文物部门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历史、客观、辩证的权威信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由物化遗存看到当时的政治制度、等级制度和人性尊严的差异。提供这样的信息，目的是让人们认识真实的历史，理解真实的历史，并为后来的历史观提供正确的依据。香山越国大墓的发现是绍兴继印山越国王陵考古发掘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虽然大墓已屡遭盗掘，没有更多的实物出土，但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真实的王室墓葬，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我们不能为读历史而读历史，更不能沉浸于历史的回忆而沾沾自喜。后人了解历史，反思历史，但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书写新的历史。文物部门就是一个为书写新的历史的人们提供尽可能丰富、完整、客观的历史资料的部门。由此说来，这个部门的责任是重大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单位：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