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经过100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甘青地区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地区已经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查海时代（BC7000-5000年）、仰韶时代（BC5000-3000年）和龙山时代（BC3000-2000年）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谱系格局。作为史前时代至历史时期一直以来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孔道的重要枢纽和关键地区，河西走廊史前文化的独特性众所周知。学界熟知的马家窑文化（约BC3200-2750年）、半山文化（约BC2750-2300年）和马厂文化（约BC2400-2000年）是龙山时代河西地区的文化主体，它们的分布范围、持续时间、文化特征和生业模式均有显著区别。然而长期以来，受限于各种因素，在河西地区足以体现这种区别并可对此进行深入阐释的大型考古遗址委实不多，完整公布材料的重要墓地更是屈指可数。特别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长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关键的基础问题依然模糊。

2022年12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的《民乐五坝墓地发掘报告》，无疑打破了“僵局”。报告首次全面、客观地展示了五坝墓地的全貌，为学界准确认识以五坝墓地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系统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极具标尺性的材料。

第一部分，对出土遗存的全面介绍。

该书对53座科学发掘的墓葬逐一介绍，此外，还将早年农民平整土地翻出的部分遗物也进行了说明。众所周知，按最小单位对发掘资料进行全面公布已是当前中国考古发掘报告的“常规动作”。但引人关注的是，在此“常规动作”基础上，报告还自行增加了难度，将“所有墓葬和遗物全部以文字描述、线图和照片的形式公布”。换言之，报告将墓地的每一处遗迹和每一件遗物均以“文字+线图+照片”的“三位一体”式展呈给读者，与众不同。

首先，重视墓葬器物组合尤其是陶器组合。龙山时代的河西走廊乃至甘青地区，以陶器为代表的随葬品呈增多的趋势，因此，对这些墓葬和相关历史信息的清晰认识和深入研究，单纯拿某一类器物进行讨论显然无法达到目的，重视组合、依靠组合才是“王道”。显然，报告编写者已经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每一座墓葬中的每一件随葬品均予详细介绍，除翔实的文字介绍外，还有随葬品线描组合图和典型陶器组合彩色照片，部分墓葬还配有发掘现场的器物出土组合照。

其次，对彩陶与非彩陶一视同仁。早年发掘者在公布材料时，有意倾向于多公布彩陶的信息，而对非彩陶的关注则较少。其实不论是半山文化还是马厂文化，不论是居住址还是墓地，都有数量不等的典型非彩陶出土，这些非彩陶虽然器表装饰和视觉冲击力逊色于彩陶，但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当前的学术研究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只重视彩陶资料的公布，已在学术研究中造成诸多不便。而本书则对墓葬出土的彩陶和非彩陶，均进行了翔实的文字介绍和全面的图片展示。

最后，对遗存的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和细部特征进行全方位展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不论是田野考古发掘还是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追求“精细化”，对遗存粗线条或单一的展示已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对遗存细节或细部特征进行极致追求，最大程度地“榨取”历史信息，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本书编写者显然已经关注到这一趋势，不论是对遗迹还是遗物，在宏观整体和微观细节方面均给予充分呈现：墓葬整体照和局部细节照相互结合，器物正视照、侧面照、俯视照和特殊局部放大照相互配套，将遗存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部分，发掘资料的深入研究。

该书在第二部分进行了翔实的资料分析和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基本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如对墓葬的分期、年代和文化性质的讨论。二是专题研究，如对墓地布局、制陶工艺、制骨工艺、生业经济和史前东西文化交流的讨论。通过基础研究和专题研究，得出了很多新的认识和结论，至少包括：第一，五坝墓地涵盖了半山文化、马厂文化、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其中，五坝墓地的发掘将半山类型的分布西界推进至民乐地区。第二，五坝墓地分早、中、晚三期，属半山文化晚期（距今4400-4250年）、马厂文化中晚期（距今4200-4000年）和西城驿文化（距今4000-3700年）。第三，五坝墓地早、中期墓葬有东西向埋葬的大趋势，头向东。晚期出现部分南、北向墓葬，头向南。第四，五坝墓地M44是甘青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竖穴偏洞室墓，马厂时期出现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竖穴双偏洞室墓。第五，五坝墓地的陶器制作、修整、装饰和修补具有流程化生产的特点，骨器喜用哺乳动物和大型鸟类肢骨。第六，五坝先民主要摄食C4粟、黍作物或以粟、黍为主食的动物，摄食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质，且肉食量较高。

通过客观的公布材料和全面的研究讨论，该书将五坝墓地清晰、真实、深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一本优秀的发掘报告能将发掘材料全面客观介绍出来，其实已经完成了其重要使命。至于研究讨论的过程和观点，或将成为定论，供学界直接引用；或有待调整，供学界继续讨论；或引出新问题，供学界深入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专题研究讨论的结果虽然与研究者的方法和视角密切相关，但一定要以准确的基础研究为前提。因此，在此提出报告中基础研究可进一步讨论的三个问题。

问题一，部分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问题。发掘报告对墓葬出土的绝大多数典型陶器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为墓地的分期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五坝墓地出土了一种“凸棱纹”装饰的非彩陶双耳罐，这种双耳罐器既具有特殊性——仅见于河西地区，也具有普遍性——在五坝墓地很多墓葬中都能见到，而且数量多，器表装饰和具体形态也不完全一致。遗憾的是，发掘报告并未对这一典型的特殊器物进行分型定式。“凸棱纹”双耳罐在发掘报告类型学研究中的缺失，会对报告的分期结论和相关遗存的性质判定产生负面影响。

问题二，遗存性质和文化分布态势问题。整体而言，五坝墓地的主体属于马家窑文化系统，其中部分墓葬属于马厂文化和西城驿文化无疑，因为同类遗存分别在邻近的鸳鸯池墓地和潘家庄墓地均能见到。不过，以M44和M36为代表的墓葬，显然是这片墓葬的“搅局者”，M44发现了半山文化风格突出的黑红复彩锯齿纹，M36出土了齐家文化常见的侈口鼓腹绳纹罐，以二者为代表的墓葬究竟如何确定其文化性质，是看单一的典型陶器，还是看共存的器物组合，显然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学术讨论。表面上看，这只是某一座墓葬的文化性质归属问题，但涉及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如，单纯的半山文化到底有没有东进至以民和为代表的河西走廊中部一带，典型的齐家文化在河西地区以何种态势与马厂文化和西城驿文化共存，半山文化和西城驿文化中究竟有没有以“凸棱纹”为代表的典型双耳罐，西城驿文化究竟是从河西地区马厂文化的哪一类遗存“过渡”而来，等等。

问题三，碳十四测年和年代判定问题。本书根据已有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五个测年数据，但是数据没有对应的墓号，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造成缺憾的原因可能与遗址发掘年代和整理年代时间相隔较长有关，也与墓地发掘团队和报告整理团队人员变动较大相关。

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确定与否，关系着当前学界对龙山时代河西地区考古的最新认识和研判。由此可见，《民乐五坝墓地发掘报告》绝不只是一本包含53座墓葬的发掘报告，它为河西地区龙山时代考古确立了一个新标杆、竖立了一面新旗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民乐五坝墓地发掘报告》

编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