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是历史文化名城,古称大原,西周设邑、战国置县,是宁夏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长城”,毛主席千古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中的“长城”,指的就是固原六盘山的战国秦长城;这里有中国四大古关之一的“萧关”,尽显“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边塞雄浑;这里有中国十大石窟之一的“须弥山石窟”,被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这里有国宝级文物波斯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北魏漆棺画,展现出丝路文化的兼收并蓄、开放包容。
为加强固原区域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交流,提升“丝绸之路”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7月28日至30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举办。研讨会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固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宁夏固原博物馆承办。会议围绕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展开研讨,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70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其中线上参会的8位国外学者,分别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光明日报、宁夏日报、今日固原等媒体记者也参加会议并进行采访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石学安在致辞中表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文物中赓续历史文脉,从文物中汲取文明智慧,通过实践创造文明辉煌,坚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借此研讨会的平台传承和发扬丝路精神,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鉴赏丝路文化遗产,畅谈文博发展未来,共享学术研究成果,为固原的文物保护事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奉献智慧,走出一条相遇相知互利共赢之路。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表示,固原的区位优势极具特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史上有过诸多威武雄壮或悠远绵长的人物事件,研讨固原区域文化问题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决定了相关研讨所需具备的广阔视野和深切关照。固原的历史变迁对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极具学术价值,本次研讨会也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大契机,希望以此切实展开固原相关领域等疑难问题的前沿讨论,使之得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进展。
参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共提交了近52篇论文。会议期间,10位国内外学者作了主旨发言。与会嘉宾就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交通、文化交流交融、考古发现、宗教、艺术音乐以及丝绸之路上固原北朝时期出土的玻璃器、漆棺画等为专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为推动固原区域历史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深化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建言献策。
丝绸之路上北朝时期的
政治、军事、交通、文化交流交融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呈现整合趋势,社会也逐步走向统一。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参会学者从多方面对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进行了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章义和以《黄老道〈录图真经〉、新天师道与北魏国家的转型》,得出了北魏国家的华夏转型是黄老政治的延续,新天师道得以参与到北魏国家转型过程,依托政治力量推行全国。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寿成以高演、高湛“兄终弟及”中的领军将领为例,阐释了东魏北齐时期在政变中领军将军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相反一些在政权中的显赫地位家族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取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姜望来以《魏晋到唐初:皇位传承与中古时代特质》为题,讨论了皇位传承问题,进行宏观审视和把握,对相关历史进程予以辩证思考和分析。他认为在魏晋至唐初期间,皇位传承受到一些在汉以前和唐以后都不存在或至少不典型的特殊因素(中古门阀统治、胡汉不同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独特风格,并在此过程中参与塑造中古时代特殊性质,成为中古时代特殊性质的一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严耀中通过梳理北魏在不同时空设置的多个平原郡、关于平原镇、匈奴族与平原郡的特殊关系、地方行政单位变迁中“汉化”因素、导致北魏平原郡情况复杂多变的主要因素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论述了北魏平原郡的设置和面貌,进一步阐述了平原郡的特殊性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磊以《高平与南凉、后秦、西秦、赫连夏的连环盛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西北地缘政治的终结,缘于赫连夏败于北魏。北方民族大学西北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多勇对宇文泰在关陇一带活动涉及的诸多地名进行了定位研究,通过地图空间展示宇文泰等控制的战略要地,揭示了这些军事要塞相互声援,形成防守体系,对于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悦梅对文献所见两汉魏晋时期以金城郡内部的县及区划为节点的交通路线进行梳理,以观察汉晋城郡内部交通及其与周边区域间交通的地理空间分布,进一步研究金城郡交通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演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雪峰介绍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金式金属带具”及相关衣物,认为这些文物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帝陵不可回避的资料:金属带具的源头是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因素的金属带具在吸纳中原文明的理念后,其形制、材料、装饰纹样及思想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晋式金属带具”作为草原文化的完成形态,成为中原文明的象征,随着文明的交流,影响到中国遥远的南方地区及朝鲜半岛、日本半岛等周边地区。宁夏社会科学院教授薛正昌从丝绸之路与固原、北朝地方政权建制、宇文泰经营原州几个方面全方位论述了丝路视域下北朝固原政治、军事与文化,说明原州城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西出北上的重要驿站,承载着东西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的重任,尤其是中西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宁夏文物保护中心二级研究员马建军从考古学角度,以近年来宁夏境内丝路考古获得的重要成果、发现的大量丝路文物开始讨论,阐述了丝绸之路宁夏段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固原市地方志研究室主任、一级调研员张志海通过北朝时期的固原基本情况、关陇集团的形成、北朝时期的固原经济社会、北朝时期固原文化艺术几个方面的论述,较完整地厘清北朝时期固原历史发展的脉络,全方位展现了北朝时期固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历史风貌,对进一步研究固原北朝历史文化具有指导意义。
丝绸之路上北朝时期固原区域的考古发现、宗教、音乐
除从政治、军事、文化交流考察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文化现象外,与会学者还从考古发现、宗教、音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认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堡垒州立学院教授南恺时从《固原北魏漆棺孝子图的历史意义》出发,详细阐明了固原北魏漆棺是北朝最早的孝子图题材文物之一,进而说明了为什么固原漆棺的孝子穿胡服,固原漆棺孝子故事的中心,固原漆棺孝子图的本源等问题,并提出北魏漆棺画的来源是在固原当地,北魏漆棺画也证明孝子故事不但在首都(平城)受欢迎,也在偏僻的地方流传,当时固原人已经知道漆棺画上的孝子故事。宁夏固原博物馆的刘勇以北周出土的玻璃器(图1)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工艺和成分,提出了田弘夫妇墓中出土的玻璃器很可能与固原隋唐时期史诃耽墓出土的玻璃器的制造工艺相同,其工艺是模吹制形成,这对进一步研究宁夏北周及隋唐时期的玻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馆员苏银梅以固原北周时期出土的墓志铭文(图2)为依据,对李贤、田弘和宇文猛的姓氏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宁夏固原博物馆的曹莹以李贤墓环首刀(图3)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刀器史、萨珊double-locket佩刀法及北朝与萨珊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三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此刀应为舶来品,属萨珊王朝制铁刀,为北朝兵器研究及丝绸之路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勤华以北魏墓的描金彩绘漆棺(图4)为例,研究和讨论了弥足珍贵的固原文物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不只是文化和商品流通之路,也是信仰和音乐的传播之路,在中国古丝绸之路上,信仰各宗教的胡人是东西方贸易及艺术交流的承担者。清华大学副教授孙彬和佛教大学名誉教授黑田彰,详细介绍了“懂黯思索图”与弥勒菩萨的“半跏思索图”“暗母被殴图”与“儒童布发图”以及“鸳掘魔罗皈依图”之间的相似性与借鉴性,对研究北朝时期佛教文化有指导意义。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邵正坤所提交的《东魏〈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及其所见的邑义组织研究》,通过对该碑的合理命名,邑义五百余人结邑的目的等展开论述,对进一步研究《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的雕刻、书法艺术和佛教文化有所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远通过再论梁武帝的素食改革,尝试将六朝佛教描述为一个自下而上,从隐至显的连续过程。繁荣的译经活动、居士的积极参与、三教调和的解释思路,始终是南朝佛教连贯的构成要件。特拉维夫大学的何超音以《旧音乐,新时代:北朝时期作为政治模式的音乐理论》为题,探讨了北周长孙邵远和裴正在新乐的演出中,在编钟架上悬挂多少钟的问题,代表着北周朝廷已放弃了汉乐模式,而更倾向于更古老的周乐模式。美国的肯恩大学教授孔旭荣以“3世纪中国的音乐创作:《筝赋》”为研究对象,用5篇赋为例,分析了当时知识精英对域外文化的反应:3世纪的知识精英各自用新传入的乐器作赋,但却不约而同地创造出共同的模式,从而将域外的事物转化为中国本土文化要素,他们关于音乐的写作促使他们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并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声气相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子烨,以《魏晋时代丝绸之路上的口簧艺术与相关的文学书写》为题,阐述了魏晋时代口簧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对不同地域、种族、风俗、文化、信仰及语言沟通的作用,发挥了维系人心的基石效应。
博物馆发展、字书史、北朝姓氏等相关研究
除上述学者所讨论的问题外,与会学者还从博物馆发展、字书史、北朝时期的姓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以《也谈地方性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为题,从博物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共融发展、地方性中小规模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认识问题、地方性中小规模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问题为出发点,认为要更新理念和策略,积极探索化解藏品“硬”和“软”短缺矛盾的渠道。调整收藏政策,收藏对象由单一古代文物,调整为多元的对象。通过更多跨学科研究阐释,挖掘新的主题,让已有的古老文物讲出最新的中国故事,对地方性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三重大学副教授白石将人考证了北魏杨承庆的《字统》,通过梳理其基本情况以及与《说文解字》的比较,明确了《字统》字释的特点,对字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凌文超以《北魏羌人王遇姓名的华夏化》为题,举例说明了羌人王遇姓名的华夏化,藉此梳理羌人姓名改革的曲折历程,进一步考察北魏各族姓名华夏化过程中的一些复杂情况。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吴红琳通过《区隔与认同:中古时期的秃发、拓跋与源氏》,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秃发、拓跋以及源氏等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认为秃发是拓跋氏对于河西鲜卑一支的他称,河西鲜卑仍旧自称拓跋,随着秃发氏在河西地区的发展与壮大,秃发破羌一支赐姓源氏。宁夏盐池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生岩提交的《在丝绸之路上的宁夏昭武九姓》一文,从中国历史上的昭武九姓、固原地区的昭武九姓、盐池的昭武九姓谈起,深入探讨了粟特人的生活习俗以及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杨英提交的《美国汉学家戚安道“六朝”研究的新斩获及其启示》,提出要突破当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瓶颈,走出依赖纯文献的研究阶段,将六朝史研究纳入全球中古史范围内,把传统六朝史研究资料扩大到宗教文献、考古资料、图像资料等方面,为突破当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瓶颈提供大量资源。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宁夏固原博物馆、须弥山石窟、平夏古城、姚河源遗址等。通过实地考察学习,学者们切身体会到宁夏固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实践,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文化精神沃土,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丝绸之路及北朝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次大好机遇。会议全面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持续加强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深化价值挖掘阐释,创新传播传承方式,拓展利用深度广度,积极推动文物活起来,切实讲好中国故事宁夏篇章,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会议所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将促进各社科院校、文化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固原区域历史文化和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和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宁夏固原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