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受现代考古学思想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期，东山龟岗发现南越国木椁大墓，出土几何印纹陶器和刻字木椁底板等遗物，引起诸多学者关注。1953年，配合城市建设，广州揭开了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被列为全国“城市考古的重要据点”。

广州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1951年底，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94年颁行的《广州市文物保护管理规定》是全国最早的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善文物保护法规制度，加强文物考古队伍建设。2013年5月1日，《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正式实施，率先推行“考古前置”。2014年5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广州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共16片）。2015年3月，《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程序暂行规定》施行。这些规定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2014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由所改院，人员编制大幅增加。2019年，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加挂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和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牌子，进一步拓展了广州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空间。

1953年以来的七十年，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广州考古工作者，埋头苦干，接续奋斗，取得显著成绩。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于2021年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南越国御苑遗迹（1997）、南汉二陵（2004）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广州汉墓》《西汉南越王墓》在文物考古界和秦汉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麦英豪先生被评为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共118位）。广州考古被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誉为“全国城市考古的一面旗帜”。

发现 用考古成果重构广州历史图景

70年来，广州考古发现、抢救和保护了大量地下文物资源。金兰寺遗址、狮象遗址、陂头岭遗址、浮扶岭遗址、墨依山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南汉二陵，广州西村窑等重要考古遗址，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

史前先秦考古成果丰硕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海珠区马岗顶发现石斧和石镞，是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先秦时期文化遗存。今天，广州市11个区均发现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增江流域调查发现史前先秦遗址500多处，流溪河流域调查发现史前先秦遗址300多处。

增城金兰寺遗址是目前所知广州地区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对研究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群迁徙与文化交融意义重大。从化狮象遗址和横岭遗址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珠江三角洲北部先民与粤北、粤东地区的交往与互动。黄埔陂头岭遗址实证该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战国晚期-西汉初期都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人类聚落中心。黄埔甘草岭遗址发现的玉琮残件、茶岭遗址发现的玉环镯，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影响到珠江三角洲的实证。茶岭、甘草岭、陂头岭等遗址发现的炭化水稻和小米遗存，说明至少在距今约4500年前，珠江三角洲先民已经开始了原始稻作甚或稻黍混作的农业模式，无疑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明发展的一次飞跃。南沙鹿颈遗址是广州迄今发现堆积最厚、出土器物种类最多最丰富的先秦遗址，对研究环珠江口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考古学文化编年和海岛型遗址生业方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增城浮扶岭遗址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前期的墓葬500多座，是目前珠江三角洲考古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先秦墓地。增城墨依山遗址出土商时期玉牙璋、T字形环，形制、材质与香港大湾遗址同类型器物几乎相同，表现出两地文化属性的高度同源，也是中原夏商玉礼文化南渐岭南的重要物证。广州城区的西湖路、太和岗、西村等地发现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也为重构广州古城区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历史画卷提供了重要线索。

秦汉考古成就辉煌  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西汉南越国考古则是重中之重。1953年1月西村石头岗秦墓出土“蕃禺”烙印漆奁，是“蕃禺”地名首次见于考古实物。1983年发掘的南越文王墓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大型彩绘石室墓，墓内随葬1368套11392件器物。墓主人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这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诸侯王陵。

南越国宫署遗址自1975年发现以来，先后发掘南越国宫殿、御苑、宫墙等重要遗迹。南越宫苑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中国宫苑实例，是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历史证据。2004年发掘100多枚南越木简，被誉为“岭南第一简”。此外，南越国宫署遗址还层层叠压了自秦至民国12个历史时期的27层文化堆积，是广州城市发展的无字史书，反映了2200多年来广州城址未移、中心无改，世界罕见。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于2000年发掘，是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在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发掘东汉城墙，确立了汉代番禺城的范围。广州城近郊发掘数千座秦汉时期墓葬，是赵佗“和集百越”、岭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物证。

三国晋南朝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  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三国至南朝建筑遗存。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发现东晋、南朝城墙，在东汉城墙基础上加宽加固。西湖路发掘三国钱币窖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广州城周边发掘大量三国两晋南朝墓葬，有的规模很大，结砌讲究。一些两晋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铭文，反映了当时中原战乱频频而岭南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面貌。黄埔姬堂晋墓出土一批青釉瓷器，异常精美。

隋唐五代考古精彩纷呈  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高等级唐代建筑基址，很可能与官衙有关。北京路发现唐代路面，表明至迟从唐代开始，今北京路就是广州城的南北向中轴线。中山四路和西湖路发掘出唐代城墙。广州城郊发掘大量唐代砖室墓。广州动物园发掘出唐墓，出土一组陶生肖俑，是广州考古唯一一例。五代南汉国是广州以至岭南历史上又一个重要阶段。南汉宫殿与南越国宫殿位置几乎重叠。大型磉墩、石板、雕16狮子石柱础和莲花蝴蝶纹方砖等，反映了五代南汉国时期高超的建筑技术。在广州城周边也发现了南汉国时期的离宫别苑等建筑遗存。南汉德陵、康陵和昭陵的发现，特别是康陵陵园形制和哀册文碑，为研究五代时期的帝陵制度、葬俗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宋元明清考古成绩斐然  市一人民医院、旧仓巷、中山四路、越秀北路发掘宋代城墙，确立了宋代广州三城的范围。大塘街发掘宋代河堤，表明今仓边路一带在唐宋时期是一条宽达80米的河流。广州西村窑、番禺沙边窑发现烧制陶瓷器遗迹，中山六路、解放中路等工地发掘宋代遗址，出土大量陶瓷器，反映了宋代广州陶瓷贸易的繁盛。南海神庙发掘大型宋代建筑基址和明清码头遗址。增城南香山发掘明代大儒湛若水创办的莲花书院遗址。广州城近郊及黄埔、增城等地发掘数量丰富的宋元明清时期墓葬，同样具有较重要研究价值。

此外，广州考古在近现代重要史迹保护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考古勘查清理，为校本部旧址建筑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共三大会址经过考古勘查，从而确立了会址的准确位置。岭南画派开创人居巢、居廉旧址“十香园”经过考古勘查，清理出房基和地面铺砖，为保护展示提供了重要参考。南沙虎门大角山炮台、番禺沙路炮台、黄埔牛山炮台均进行考古勘探发掘，为保护规划编制和保护利用工程夯实基础。经考古发掘的民国南石头监狱遗址，被评为“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

70年来，广州文物考古工作者加强考古资料整理和研究阐释，围绕珠江三角洲史前先秦考古、广州城市发展变迁、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等课题，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广州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让广州的历史轴线极大延伸，广州历史的信度显著增加，广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广州的城市记忆和历史图景变得丰满、鲜活而生动。

保护 为现代都市树立重要历史文化地标

70年来，广州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牢固树立文物保护理念，在长期的考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对考古遗址的四种保护模式。

对特别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实施原址保护展示，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充分发挥考古遗存的宣传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目前，广州地区已实施原址保护展示的重要考古遗存有10多处。其中，以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南汉二陵、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莲花书院遗址的保护利用项目为典型代表。

南越文王墓。是广州最早实施原址保护并进行展示的考古遗址。鉴于其重大价值，发掘结束后，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墓室实施原址保护，并建设博物馆。1993年，博物馆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这也是全国范围最早在城市中心依托古墓葬建立的博物馆之一。1996年，南越王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被评为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

南越国宫署遗址。1997年发现曲流石渠后，广州市人民政府斥巨资从外商手中收回该地块，对遗址实施原址保护，1998年发布通告，划定南越国宫署遗址48000平方米的保护区。2000年试掘发现南越国宫殿基址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又将原儿童公园搬迁，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展示工作。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入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全国十一五大遗址保护项目”。2010年，南越王宫博物馆对外开放。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2000年发掘结束后，经文物、规划部门和建设单位协调，将遗址在原址保护并展示。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汉二陵。位于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2003-2004年发掘，为南汉高祖刘岩的康陵及其兄刘隐的德陵，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结束后在原址保护。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6月，南汉康陵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2002年发掘。考古清理出自唐至民国不同时期的13层路面，表明北京路一直是广州城的核心区。发掘结束后，对保存最好的两段在原址保护并展示，其他部分回填。2019年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莲花书院遗址。2018年发掘。发掘结束后在原址保护展示，成为传承弘扬甘泉文化的重要阵地。2021年被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近年发掘的陂头岭遗址、南石头监狱遗址也将原址保护利用。这些被原址保留的重要考古遗址，是广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直接物证，为现代化广州树立了重要历史文化地标，成为名城广州的金色文化名片。

对一些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重要考古遗迹，通过整体或部分移取至博物馆进行展示。已采用这种保护模式的考古遗存也有近10处。以宋代六脉渠遗址、农林上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长塘街五代南汉城墙遗址为典型代表。

宋代六脉渠遗址。位于中山五路北侧、吉祥路东侧，1998年发掘。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发掘结束后，将渠壁砂岩条石拆除迁移，将来选择场地进行复原展示。

农林上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2003年发掘，为南越国时期大型“人”字顶木椁墓，虽被严重盗扰，但规模宏大，结构奇特而讲究，椁板保存完好。发掘结束后，将椁板逐件拆取后移至广州博物馆依原样复原展示。

长塘街五代南汉城墙遗址。2007年发掘。墙体包边砖墙结砌精致，外侧还有河卵石铺砌的散水，长约4米、宽约2米，具有重要价值。发掘结束后，文物部门对该段城墙整取，2019年搬迁至南汉二陵博物馆进行展示。

对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考古遗址实施回填保护。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发掘的一些重要遗址，由于地处马路下方，或与工程建设有较大冲突，经过多方协调，对工程建设方案进行调整，对考古遗址实施回填保护，留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揭露出来进行展示。

2002年，在越秀北路路面以下、东濠涌截污工程施工区域发掘出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城墙遗址。由于越秀北路现为市区南北向交通主干道，将遗址进行露明展示的条件尚不成熟。经过协调，截污工程调整原设计方案，绕过城墙遗址的主体，使城墙遗址免受破坏。2014年在市一人民医院发掘的宋明城墙遗址、2015年在越秀北路发掘的宋代城墙角台遗址，均实施回填保护。

此外，对于规模较大、结构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墓葬，经过协调，将随葬器物取出妥善保存，对墓室进行回填保护。如1999年在先烈路102号工地发掘的东汉砖室墓；2003年在广州大学城山文头岗发掘的大型东汉砖室墓；2019年在市胸科医院发掘的“元嘉十七年”大型南朝砖室墓等。

对遗产价值没有达到原址保护展示标准且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古遗址、古墓葬，在进行抢救性发掘，做好考古资料记录后，对出土文物进行妥善保存，工地则交付建设施工。在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的配合性或抢救性考古工作中，大量的普通房址、灰坑、水井、墓葬等遗迹，虽具有较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其规模不大，且受后期人类活动破坏，保存得不完整，实施原址保护的必要性不强，在客观上难以实施，而且其展示的可视性也相当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本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工程建设的原则，在对进行科学细致发掘，做好资料记录并对出土的可移动文物进行有效保护后，将考古工地交付建设施工。从数量上说，采取这种保护方式的考古遗存占多数。

传承 赓续历史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考古遗存是历史的直接见证，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城市的宝贵记忆。70年来，广州文物考古工作者认真履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文物工作方针，加强对考古遗产的抢救、保护、研究，深入挖掘、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创新文物合理利用方式，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拓展传播渠道，吸引更多人走近文化遗产，让文物考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考古遗产焕发时代新活力，推动考古遗产保护利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赋能城市现代化建设。

一是不断加强考古成果展示。早在1954年2月，广州市文化局首次在岭南文物宫（今文化公园）举办“广州市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展期41天，观众26万余人次。依托南越文王墓原址建设的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全面开放，“南越藏珍——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荣获2009-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依托南汉康陵保护利用工程，建设南汉二陵博物馆（广州考古专题博物馆），策划基本陈列“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以出土文物为观众呈现广州地区五六千年的人类活动历史、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和对外交往历史，以及五代南汉国的历史文化。

此外，还注重策划考古成果专题展览，例如“广州大学城文物保护成果展”“广州文物保护十年”“广州考古六十年”“寻迹羊城”“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广州出土汉代建筑模型明器”“南石头往事”等。与此同时，积极“走出去”，如1983年在香港举办“穗港汉墓出土文物展”，1987年在香港举办“广州西村窑”展览，2021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2022年在贵州省博物馆举办“共饮一江水——夜郎与南越文物精品展”，2023年在长沙博物馆举办“帝国南疆——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等。

二是深入推进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南越国宫署遗址现已成为广州历史城区中心的遗址公园，对曲流石渠进行等比例模拟复原展示和数字化展示，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历史场景。北京路千年古道原址保护展示，与地面的骑楼、现代化的商业步行街交相辉映，成为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南汉康陵位于大学城中心绿地公园，其保护利用工程与周边环境有机融合，成为集历史文化展示、休闲研学等功能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

三是积极开展公众考古。近年来，广州文物考古工作者利用考古发掘现场组织公众参观体验活动，把火热的考古工地变成生动的历史记忆课堂，拉近了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距离。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设置的考古知识展览、考古体验模拟活动区、文物修复和拓片体验室、考古科普读物阅览室等，南越王博物院组织的公众考古科普展览、“南越工坊”等活动，帮助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在互动体验中了解文物考古知识，领略岭南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四是深度打造馆校合作平台。考古遗产是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培养青少年历史文化认知的重要资源。广州文物部门积极拓展馆校合作共建平台，以开展讲座、研发校本课程、组织互动体验活动等方式，向青少年学生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助力学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五是借助媒体力量广泛开展考古成果宣传。推出“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充分利用博物馆、考古现场，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及时公布广州考古新发现，宣传文物保护法规政策，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激发了社会公众对考古工作的关注热情，显著提升了文物考古工作的影响力。

六是努力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文物凝结了先民的智慧，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多重价值。深入挖掘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依托文物元素研发文化创意产品，组织绘画、舞蹈等现代艺术创作，让文物“活”起来，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新活力。

回顾过去，广州考古70年成就辉煌。展望未来，广州考古前景广阔、任重道远。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广州文物考古工作者将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广州考古发掘、保护、研究和考古成果的传播与传承，努力讲好广州故事，助力广州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广州力量。 （供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