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吴门四家”和“清代藏家”系列学术特展之后，苏州博物馆江南三部曲之“近代大家”系列特展即将开启，将以章太炎、李根源、何亚农、柳亚子四大家为主题，梳理明、清两代之后，东西思潮激荡下，苏州的文化、艺术与学术之衍变轨迹。首展“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将于11月12日在苏州博物馆本馆拉开帷幕，邀请对近代苏州影响深远的章太炎先生“重返”苏城。

1932年秋，金天翮、陈衍、李根源、张一麐等在苏州发起讲学，请章太炎莅苏讲学。章太炎欣然前往，并参与金天翮、陈衍等学人发起成立的国学会，为国学会会刊撰写发刊词，其中言到：“苏州有请讲学者，其地盖范文正、顾宁人之所生产也，今虽学不如古，士大夫犹循礼教，愈于他俗。及夫博学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见。”

章太炎因推崇范仲淹和顾炎武，而对二贤生长之地苏州颇多好感。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从上海迁居苏州，不仅将苏州作为终老之乡，更将苏州视作晚年端正学风、启发后学的理想之所，于是年冬举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寓所，其弟子朱希祖、吴承仕、许寿裳等人在北平发布《通启》，称太炎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盖棺定论之中，章太炎的革命功绩和学术成就皆得到充分肯定。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潜心学问，章氏都做得惊天动地、声名远播。

革命元勋

关于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鲁迅曾不顾病重在逝世前10天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中评价精当也最为著名：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曾因革命与其师俞樾决裂于苏州。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其求学者甚众。此次展品中即有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之父、汉学家永井久一郎为俞樾祝寿所赠陶杯。章氏随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凡八年之久，学乃益进，后拜别其师，投身社会变革。1901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倡言反清，遭清廷追捕，避祸苏州东吴大学讲学。时俞樾寓居曲园，章氏往谒，被责以“不忠不孝”，他写下《谢本师》，公开宣布与俞樾脱离师生关系，以明其志。谢本师，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章太炎仍执弟子礼甚恭，对本师学行道器之推崇，一如既往。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论其一生轨迹，对老师学术、人品给予极高评价。

1908年8月16日《国粹学报》戊申年第七号出版，章太炎所作《俞先生传》《孙诒让传》一同发表。孙诒让与章太炎在学术上同属于古文经学派，二人信札来往，互赠著作，深为投机。今二传手稿同列展览，字里行间，可观章太炎“专主学术，不录碎事”撰传风格，并见二先生之学行，亦可窥章氏对前辈之尊敬。

传记手稿除二先生外，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国家图书馆所藏《邹容传》手稿。1903年，邹容与章太炎会于爱国学社，结为异姓兄弟。邹容写成《革命军》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并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言“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后二书合刊发行，反响巨大，引发“《苏报》案”，章、邹因此被关进牢房，1905年邹容病死狱中。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即赴日本东京任《民报》主笔，并作《邹容传》以怀故友。国家图书馆藏有上海神州广文社1913年版的《章炳麟驳康书邹容革命军合刻》，时已革命胜利，距初次刊行，已过十年，“章邹合刊”足慰英灵，亦见其影响之深久。

1912年2月上旬，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在天津博物馆藏孙文致章炳麟函中，孙中山于临时大总统任内最后一天（1912年3月31日）致函感谢章太炎肯为政府顾问，并请张继赍致三千元顾问薪金。而章太炎在民国初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改革上，同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人常有分歧。如其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1912年1月3日），即与程德全、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旋改为统一党；主张建都北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刊布《论国民捐之弊》，反对黄兴希望通过国民捐及国民银行抵拒借用外债的办法。此可于《统一党暂行总理章炳麟宣言书》手稿、章炳麟致张弧谈《论国民捐之弊》一文登报效果函等展品中得以窥见。

章太炎对于袁世凯也逐渐由拥袁转向反袁。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章太炎辞去袁世凯所授东三省筹边使任，并致函袁世凯，痛斥袁世凯为“政治之大蠹”“国土之大贼”。袁世凯“攘窃国柄，以遂私图”，章氏以大勋章为扇坠，当面大诟袁世凯，被幽禁三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致李肇甫十四通手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态度，同时天一阁博物院藏章太炎致袁世凯、李燮和、孙武等手札亦得以见之。

国学泰斗

章太炎一生屡遭世变，多次身陷囹圄，常得友人、门生相助，物质、精神上得以纾困与慰藉。如1901年，章太炎避祸东吴大学任教时，黄人与之同掌国学，意气相投。后章氏因“《苏报》案”入狱，黄人派子肇伯多次前往狱中探望，并作《怀太炎狱中即和其〈赠邹容〉韵》。

章太炎常为好友、门生及其家属写碑传铭记及寿序等，如杭州博物馆藏《哈同墓志铭》手稿、天一阁博物院藏《冯母钱太恭人八十寿序》轴，一为好友所写，一应其子家庭教师冯昭适之请，为其曾祖母所撰书。同时，晚年章太炎也卖文鬻字，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苏州博物馆藏20世纪30年代排印章太炎书例中详列收费标准。章太炎书法名重当时，尤善篆书、行书，此次展出多幅章氏篆、行书作品，皆颇具代表性，如苏州博物馆藏篆书曹植诗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行书屏、杭州博物馆藏篆书联等，观者可借此观章氏书法之风。

章太炎虽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依然著述、讲学不断，于奔走四方、提倡革命之余，亦留下众多激扬文字及专深著述。

苏州博物馆藏《原经》《原儒》手稿于1909年11月2日在《国粹学报》第十号“社说”栏同时刊出，后分别收入《国故论衡》中卷文学篇第二、下卷诸子学篇第二。同年8月，《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刊于日本东京，《新方言》是章太炎语言文字学的代表作，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于《国粹学报》，刘师培、黄侃亦为此书作后序以推介。

“幽居”北京期间，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所收大多为学术专著。1915年7月，《章氏丛书》由上海右文社铅印出版，此版多误字，章太炎颇不满意。12月23日，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寓所的章太炎，给女婿龚宝铨写信，嘱其将《章氏丛书》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1919年浙江图书馆再刊，刊印精良，错误较少，收录较多，是为浙本《章氏丛书》，向来被看作《章氏丛书》的定本。1933年章氏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于北平校刊《章氏丛书续编》。

章太炎在钱粮胡同度过两年幽禁生活，期间虽仍被禁止出京，但得讲学、著书等自由，常以作书自遣，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楚辞·九歌》横批、行书《南夏英贤题名记》横披即其被幽禁期间所书。

晚年“退居于宁静”，崇尚汉学的章太炎在学术上对其早期批判宋明理学的态度进行修正，持汉、宋调和思想。如在《康成子雍为宋明心学导师说》中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王肃视为谢良佐、杨简、王阳明等宋明心学的先驱。在《王文成公全书》之《题辞》与《后序》、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题跋中，一改《谴王学》中对阳明学说之否定，推崇、肯定王学。于新文化运动，在此之前的1906年就写下《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开时代先声；而当运动真正开始，文化革新大潮来临，他又成为传统文化、思想的捍卫者。对于影响广泛的白话文运动，章太炎在《答曹聚仁论白话诗》中坚持“非韵无诗”，认为“白话诗不是诗”。

此外，章太炎家世授医术，其亦兼善岐黄，曾担任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等，多次发表有关医经、医学典籍、医史人物等医学领域文章，《伤寒论单论本题辞》即为其中代表。

苏州讲习

章太炎在其一生的革命与学术生涯中，两次与苏州发生重要关系，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皆与讲学相关联，可谓自讲学始，以讲学终。

1901年，章太炎由吴君遂介绍为东吴大学掌教习，居于天赐庄学校螺蛳桥头一小屋，朝出暮归，专心讲学，教学归来，忘却己门，走入邻家。在讲堂上，常以种族大义训迪诸生，收效甚巨，招致江苏巡抚恩寿追捕，避祸日本。如果说章太炎早年执教于东吴大学，讲学是志在革命，革命是主要的，那么晚年之居苏州，则是以讲学为主，阐扬国故，同时亦不忘呼吁抗日。

章太炎一生有四次著名的讲学，分别在东京、北京、上海、苏州。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章门弟子，多卓然名家。早期东京讲学的听讲弟子，尤为其所重。他曾把东京讲学的四位弟子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和北京讲学的弟子吴承仕戏用太平天国的封王称为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同时，章太炎曾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八人特开民报社小班授课，其中成就，自不待言。

此次展览择章门弟子中著者之书画、信札、手稿、合照等，同聚一堂，以飨观者。其中有绍兴鲁迅纪念馆藏鲁迅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笔记、和许寿裳等人的合影，以及为周作人修改的文章手稿等，也有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鲁迅自撰、柔石代抄的小传。“章门二妙”黄侃和汪东兼擅书画，湖北省博物馆藏黄侃执教武汉时为挚友徐行可所书联、额和在行可珍藏宋拓麓山寺碑上的题跋，可见他书法诸体皆精；汪东亦能山水，苏州博物馆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的静石湾图、山水图、梅花图，皆为汪东与好友沈尹默同居重庆歌乐山静石湾时所作。沈尹默之弟沈兼士，为章氏高足，此次亦有书法作品展出。在信札中，有章门弟子间的通信，如鲁迅致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的信函，在1911年2月6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及将参与资助刊印章师文学著作《小学问答》，也有章太炎致弟子如汪东、吴承仕的函件，涉及学术探讨、诗文交流、个人私谊等。

四次国学讲习，背景不同，特色各异，其中，苏州讲习为规模最大、最有规划的一次。1934年冬，迁居苏州的章太炎以“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最初举办每周一次的星期讲演会，1935年9月，讲习会于锦帆路50号居所正式开讲，并创办讲习会会刊《制言》。

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讲习期限二年，分四期，科目有小学略说、说文、诗经、通鉴纪事本末等。章太炎自任主讲，弟子朱希祖、汪东等十余人为讲师，分讲各门课程。章太炎躬亲讲席，极其认真，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期间章太炎病情加重，严重时不能进食。对此情景，其夫人劝其停讲，太炎则答“饭可不食，书仍要讲”。诲人不倦如此，真罕有其匹也！

学术薪传

章太炎将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为晚年传递薪火之阵地，以“学在民间”的传统私塾讲学方式，系统地把毕生治学成果传授予人，其治学之精神与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朝夕相处的学生。

章门一派的主体形成于东京国学讲习会，相较于东京讲习，苏州讲习虽“学子根柢浅薄，求如东京之盛，不可得已”，但其所吸纳的弟子是对章门的有力补充。两者意义同样重大，前者是开始，培养了第一代章门弟子；后者则是承上启下，章太炎早中期培养的弟子如吴承仕、汪东、黄侃、朱希祖、钱玄同等为苏州讲习会的发起者且多兼讲师，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章门开始形成。

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期间成为章门重要成员的有：徐复、汤炳正、姚奠中、李恭、金德建、孙立本、柏耐冬等。另外章太炎后期还有几位重要的成员亦通过苏州好友介绍或在苏州拜入章门，他们入章门时间较之讲习会开办要早，如王謇、潘景郑、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诸祖耿、王仲荦、徐瀓等。

此次展览最后部分有展出章太炎在苏州招收门生之物，如苏州博物馆藏，16岁即师从章太炎，被誉为“千里驹”的朱季海书“困学斋”额；章太炎赠弟子徐瀓的抄手端砚；潘景郑1933年1月26日至1934年2月13日所记日记，其中有涉及章太炎来苏讲学情况。潘景郑拜章太炎门下经由李根源介绍，李根源与章太炎为至交，二人相识于东京，在苏州订下金兰之契。章太炎在苏州访友、讲学以及居无定所之时，常寓居李根源葑门内十全街的曲石精庐，如其送章士钊的“放神青云外，濯足万里流”五言篆联即是在李根源家中所书。章太炎举家由沪迁苏，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乃至身后，李根源都多有助力。因此，章太炎晚年与李根源交往甚密，寄李根源信札甚多，曾为李根源祖父李鸣銮墓志书题、母亲阙太夫人作诔，于李根源所购汉砖上观瞻题记，并将其所篆书、珍藏《三体石经》拓本以赠李根源等，此亦有展出。而潘景郑亦曾介绍其姊丈顾廷龙拜谒章太炎于锦帆路寓邸，故在顾氏家族珍藏之绍定井阑题字册中得见章太炎所题观款。

苏州培养的弟子与东京和其他时期的弟子一道，同章太炎一起组成了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影响力的章黄学派，秉持着章太炎“国学乃国性之所系”的治学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内传承与发扬章氏国学，薪火传承，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