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因为1986年和2021年三星堆遗址先后共8个祭祀坑大发现缘故，在各地各种机构都常有做三星考古新发现学术交流和科普演讲的机会。当演讲到了互动的环节，听者最爱提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七、八个，比如，三星堆遗址为啥有如此多的象牙？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去向？三星堆青铜文明是不是受到更西方的影响？三星堆文明的青铜器造型何以如此奇特？这些问题都有不少专家做过研究，认识也比较一致，因此回答起来也倒也不难。但还有一个问题集中在文字方面：三星堆有文字吗？三星堆文明如此发达，为啥没有文字？三星堆会发现文字吗？三星堆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文字但还没释读出来？

三星堆文字之问，不是新祭祀坑发现才有，也不是只有社会大众才在问。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某出版社出版的几个年轻历史考古工作者编写的三星堆文化专著中，就有专门章节研究讨论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所谓“文字”，后来也偶尔可见到三星堆“文字”研究的文章。三星堆新祭祀坑发现，又引发了很多人希望三星堆遗址特别是祭祀坑出文字（蜀人自创或引进的商朝的文字，当然最好是前者）的良好愿望，特别是7号坑发现一个龟背形青铜网格套，套内装有一块龟形玉版，在发掘直播现场，大家就在猜想玉版上有无文字，其中不少人也希望玉版上有文字。

三星堆属于古蜀文明早期遗存。巴蜀有“文字”的说法，早在1940年代，考古专家辨认出巴蜀铜器，同时发现铜器上有一些特殊符号，迳称其为“巴蜀文字”，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一直沿用这一称呼。不过，学术界所认为的“巴蜀文字”基本都是出现在春秋战国-秦汉的巴蜀文化铜器上，并不涉及更早的时代。1980年代初，因为四川新都战国大墓的发现，还引发过“巴蜀文字”研究的小高潮。学术界对于它到底是不是文字还有比较大的争论，学者中如李学勤、刘豫川、王仁湘、孙华、段渝等先生都参与过当年的讨论。是与不是，两派意见虽然泾渭分明，但也存在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都认为这些符号目前并不具备破译的条件。几年前，严志斌先生广为搜罗后，还将巴蜀符号汇集成书。晚期巴蜀文化中广泛出现了“巴蜀文字”，也可能给了很多人认为早期古蜀文明，特别是三星堆金沙一类顶级遗址中也一定会有蜀人创造的文字出现的推论的底气。

但现实是，到目前为止，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历年考古发掘中并无任何文字（包括自己创造或借用的其他文明的）实物的蛛丝马迹。如何看待如此奇特发达的一个文明没有发现文字？或者说文明发达就一定会自己发明文字吗？

我们先看商代晚期和商并列的许多侯国方国，如江西新赣大洋洲大墓（有研究认为是虎方），文化高度发达，地方特色鲜明，但墓内并没有出现文字。安阳北方同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地域广袤，遗存丰富，文物精美，也没发现文字。山东境内的东夷人居住区域，文化也比较发达，在商后期，东夷竟敢不听王命，多次造反，成了商朝心腹大患，以至于商王要御驾亲征方能打败，史书上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当今学者也有主张说东夷叛乱是导致商亡的直接原因。就这样，东夷仍没有发明文字。再看看西边的周。到商末，周的国力有多强盛，还有待考古提供更多的发现。但他敢于挑战商的权威，能在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成为灭商带头大哥，进而号令天下诸侯，说他是同期除商以外的最强势力也不为过。但周也并没有创造出文字。倒是从著名的西周时代最早青铜器利簋铭文，我们了解到周灭商时所使用的文字完全是商文金文系统的，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文，更是进一步实证周人全盘继承了商甲骨文。

我们不妨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来比较。中东地区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考古发掘证实被同时代相邻的文化和后来的巴比伦、亚述、波斯文明所借用。再看古埃及人发明的象形文字曾被腓尼基文明（玻璃发明者）所借用。埃及人做木乃伊需要大量的松脂，但埃及并不生产，而居住在埃及以东的地中海东岸，今天属于黎巴嫩、叙利亚一带的腓尼基却盛产，于是双方有了大量贸易。为买卖需要，腓尼基人学习了埃及文字，但埃及文字书写不方便，并不适合作为做生意的记录文字，腓尼基人在贸易记录中逐渐发展出一套简化速记的文字，即表音的字母符号。很多人认为当今英文为代表的一些西语字母，其诞生源头可在腓尼基文字中寻找到。这是后话。又，在埃及南部尼罗河上游阿斯旺一带居住的努比亚人，也是有着比较发达的文化，但考古证实他们也没有发明文字，而是借用了埃及文字。

再反观东亚地区历史，日本、朝鲜等国，也是在长期借用中国文字基础之上逐渐创造出自己的文字。

大家知道，考古学上，以前所定的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到国家文明判断的物质的标准是文字、金属器、城市（这里暂时不讨论近年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标准）三项硬指标。如果把文明比作皇冠，按此标准，文字是皇冠上的宝石，如果一定要自己创造发明文字才算进入文明时代，那历史上许许多多地区和国家是没有达到这一高度的。那么该怎么理解这几个标准呢，我以为，如像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都发明了文字，这类文明是原生性文明，在古文明中地位显赫，影响广泛而久远。但同时还存在着大批受到这些原生文明影响（特别是文字、金属器方面的影响）而诞生的继发性文明。如本文以上所列举的东西方的例子。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一说，是梁启超1900年在赴美国的轮船上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里首先提出，巧合的是，他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巴比伦、埃及、印度）都创造了文字，不少人所持文明必须发明文字的看法是否也受到他的影响呢？梁启超这句话其实没有问题，因为他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是世界文明史上从新石器时代迈入国家文明中最辉煌的少数几个大文明。若仔细品味梁启超这句话，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可能还有不少于四十个中文明，四百个小文明呢。这些中小文明，他们中有的可能发明过文字，也独力炼出了金属，但事实上许多中小文明却是借用了其他文明的文字，学到金属制造方法技术，从而迈进文明门槛。这就是文明互鉴。不需要要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自己去做独力创造出人类的每一项发明，他们也不可能做到。文化交流传播，互相学习借鉴，贯穿人类文明演进的全过程。

其实传统说法的文明三项硬指标，在三星堆来看，金属——青铜器，其冶铸技术来自中原；城墙砌筑技术和长江中下游接近；那么文明皇冠上的宝石文字呢，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在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文字或能解释为文字的符号。有专家发现1986年祭祀坑出的一件玉璋上两山之间有个船形符号，在战国巴蜀铜器上也出现。早蜀青铜罍偶尔也以图像形式出现在晚期（战国秦汉）巴蜀印章上，但由于我们不能确认晚期巴蜀符号是文字，因此也不能据此判定三星堆金沙考古发掘了自己创造的文字。最多能说明晚期古蜀文明对早期古蜀文明确实存在某种继承关系。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晚期巴蜀文化诞生的巴蜀符号确实众多而独特，是文字还是一般符号还在讨论之中。即使是字，它目前也无法破译。破译已经死亡的古文字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有可以对比的文字资料，比如，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靠的是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同样的内容，碑上用三种文字记录，认得其中一种文字就能破译另外两种文字）。而中国甲骨文的释读，是因为我们的甲骨-金文-小篆-隶书-楷书演变规律痕迹清晰可寻。

那到底三星堆遗址有没有文字呢？根据以上分析举例，我的回答是，到今天为止，三星堆考古还没发掘出文字，从三星堆新出的内装玉版的网格状龟形青铜套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型卜甲，如果今后发掘出甲骨金文体系的文字，是很正常的事，一点不令人吃惊。

最后要告诉大家我所亲历的一件事，这对三星堆到底有无文字，若有，又会是什么文字的认识大有裨益。1990年，我有幸随李学勤师到广汉三星堆考察，同行的有四川大学历史系魏启鹏教授。那是李先生第一次访问三星堆。到广汉后，遗址的考察是四川省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陈德安站长和广汉文管所敖天照所长全程陪同。那天李先生看得很高兴，问得也很详细，下午遗址考察结束后，先生询问遗址里这几十年除了考古还有啥发现没？敖天照所长想了想后告诉先生，80年代在遗址里采集到一件青铜器，器形怪怪的，不知该叫啥名称。李先生问能否看到？敖所长说没问题，可以找出来。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去了文管所，走进库房就看到它被放在一个角落（形制和三星堆新祭祀坑里出的觚形尊几乎一样），目测器高约50厘米，口径约30厘米。李先生一看就说，这件器物很重要，希望拿到外边光线好的地方认真看看。敖所长亲自搬到外边供我们细品。李先生仔细端详器物外部没放过每一个细节，然又双手捧起，细看此器内腹和圈足内侧，还向文管所要了电筒，打开电筒将内外两面又细细端详了两遍，还仔细询问了此器采集地点、过程后，敖所长说想听李先生高见。李先生对在场的敖所长和大家说：这件器物定名应该叫觚形尊，从器型和纹饰看，时代在商末到西周早期，圈足内侧有铸有两个符号，当隶定为“潜”，希望尽快公布，这对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及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这里还想特别告诉大家，李先生考察完遗址后，很郑重地对我们随行的人说，在他看来，“根据遗址的规模和已有的发现来判断，三星堆遗址的价值意义不亚于殷墟”。在回成都市内四川大学专家招待所路上，李先生特别嘱咐我帮他找了一本《水经注》。第二天早上他把《水经注》返还时跟我说，昨天的判断没问题。这件器物是真的。器底内侧的“潜”字就是《禹贡》里的“潜、沱既导”里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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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一再说，三星堆考古发掘没发现文字。有了以上觚形尊的发现，我则要说三星堆遗址里出过带文字的铜器，其时代和祭祀坑相近，其铭文是中原商周金文。

综上，我大胆推测，三星堆金沙时期，古蜀人自己并没有创造发明文字。今后会不会发现文字并不确定，若发现文字，那一定也是中原甲骨文、金文体系的文字，甚至就是甲骨文、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