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至20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瓷器起源、传播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举行，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知名文博机构、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历史与考古”“交流与传播”“收藏与展示”“科技与大数据”等四大主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现将各位学者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历史与考古

《17世纪英国的全球战略：贸易、殖民和中国瓷器》

Beth Gardiner（贝丝·加德纳） 英国独立研究员

为了参与欧洲全球贸易路线的竞争，英国于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北美建立永久殖民地，英国人于1606年批准了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次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英国殖民地，即詹姆斯敦。

中国出口瓷器也是英国王室全球野心的一部分。尽管英国是全球贸易领域的后来者，但以中国瓷器为代表的奢侈品正逐渐进入皇室、贵族和富商的家庭。在弗吉尼亚和以之为终点的沉船中发现的17世纪瓷器碎片，以及当时的原始文献都证明，中国瓷器也跟随英国殖民者来到了詹姆斯敦。早期殖民者在弗吉尼亚面临着恶劣的生存条件，虽然精致的中国瓷器在新建立的英国殖民地略显不协调，但碎片的发现清楚地反映了17世纪的贸易模式：欧洲海上贸易的兴起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物质文化和人员的持续流动。

《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出水瓷器及初步认识》

董佳馨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中国）

2022年10月，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深约1500米海底发现了两艘沉船，随后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2023年5月至6月和9月至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开展了第一、二阶段的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发现一号沉船所载货物以瓷器为主，还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瓷器种类则有青釉、青白釉、白釉、青花、黄釉、红绿彩、珐华等。二号沉船所载货物以原木为主，还有少量青花、青釉、青白釉、酱釉瓷。讲者就一、二号沉船的考古发现作了简要介绍，并提出初步认识。

《从考古资料探索元官窑及相关问题》

江建新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院长（中国）

讲者结合相关文献考察了一批近年在景德镇考古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和卵白瓷，认定青花瓷可能烧造于1323年（新安沉船）之后，1336年（墓葬纪年时间）以前；卵白瓷烧造于13世纪至14世纪中期，质地较为优异，采用高岭土加入瓷土中的二元配方法烧造而成。另一组出土于落马桥窑址的青花瓷非常罕见，尤其是青花五爪龙纹碗、麒麟纹大盘、人物纹梅瓶、花卉纹大罐、龙纹扁壶等标本，其胎土使用了优质的“御土”，与同期的卵白釉枢府瓷一样属于“御土窑”产品之一。结合出土信息和相关文献可知，“御土窑”烧造活动在民窑进行，其仅在元代朝廷“有命”的情况下启动，生产完之后“御土”要封存，不得私用，体现了这段时期官烧瓷器的独特特点。

《从萨法维时期的细密画探寻青花瓷的形式和功能》

Leila Khamoushi（莱拉·卡穆希） 伊朗国家博物馆陶瓷部

从萨法维时代的文化资料（包括细密画和壁画）中，瓷器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青花瓷与金器、珠宝一起成为萨法维王室餐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历皇帝和萨法维王朝的群臣都曾赠送青花瓷给萨法维统治者阿巴斯一世（1587—1629），后者将这些物品供奉到了他先祖的陵墓，其中大部分现存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除了宫廷之外，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公众也对瓷器产生了极大热情，本土制作的青花瓷甚至可与中国媲美。它们并不是对中国同类产品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装饰上明显带有波斯风格，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器物进行了重新加工和利用。

讲者通过萨法维时期的细密画和壁画探讨了仪式用青花餐具的形式和功能，并追溯中国和波斯对瓷器装饰的双重影响。对馆藏青花瓷与画作中青花瓷的比较则被用以辨认博物馆中的其他此类瓷器。

《白瓷和青花瓷的起源与发展——以河南巩义窑为例》

罗宏杰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

2005年至2007年对河南巩义窑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北魏青瓷片和少量北魏白瓷片，讲者通过对白河窑北魏青瓷、白瓷和唐代白瓷进行化学组成、烧成温度、显微结构、白度等一系列测试分析，结合统计分析手段，首次从科技角度阐明了白瓷在河南巩义起源与发展的演变规律。提出白河窑出土北魏白瓷和青瓷同窑装烧、白瓷釉色白中泛青等现象，反映出北方制瓷业正由烧制青瓷向烧制白瓷转化的发展趋势。白瓷应该是在青瓷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逐步改进选料及原料处理工艺，从而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和工艺性能，并不断改善胎、釉配方，经历反复实践后而诞生的。白瓷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一大飞跃，中国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开始形成。

近年在对河南巩义黄冶窑和白河窑的发掘过程中，在两个窑址的唐代晚期地层中都发现了若干枚青花瓷片，这是目前唯一在窑址发现的唐青花瓷。研究发现，唐青花标本胎、釉组成与晚唐白瓷相似，所用彩料与黄冶窑白釉蓝彩标本的彩料类型一致，白釉蓝彩器为唐青花瓷中含钴彩料的使用奠定了基础，而晚唐时期成熟的白瓷制作技术则为唐青花瓷的出现奠定了胎料、釉料以及高温烧成技术的基础。讲者从科技角度揭示了“唐三彩-白釉蓝彩-唐青花”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演变规律。

《首都博物馆藏“御窑图”与“青花御窑厂图插屏”对比研究》

裴亚静 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

“青花御窑厂图插屏”是首都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该插屏以青花料绘画了以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全图，展现了清代末年景德镇御窑厂的整体布局以及当时景德镇瓷业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民俗民情。画面上“景德司”“火神庙”“天后宫”“程家巷”“毕家街”等清晰可见，是中国陶瓷史、景德镇御窑厂、清末景德镇建筑及瓷业地理的重要资料。

近年新发现首都博物馆藏“御窑图”绘画作品两幅，一幅描绘清代御窑厂内景及当时御窑按照“圆器作”“琢器作”“五彩作”分区的各种制瓷工艺流程，另外一幅描绘了“满窑”“烧窑”和“开窑”的画面。两幅图为一套，展示了当时御窑厂瓷器制作的分工情况及工艺流程，是研究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制瓷工艺的宝贵资料。通过对两件藏品进行对比发现，“青花御窑厂图插屏”是一幅高度概括的景德镇瓷都全图，而两幅“御窑图”则细致地描绘了插屏核心的御窑厂内部的细节，两者互为补充，是不可多得的清代后期瓷都景德镇及御窑厂研究的重要资料。

《红色黄金：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代尔夫特仿制宜兴紫砂壶研究》

Zhou Lecong（周乐聪） 格罗宁根博物馆馆长（荷兰）

宜兴陶器是一种产自中国江苏省宜兴市的红色炻器，与青花瓷器的流行类似，它也被荷兰、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工匠广泛仿制。讲者探讨了宜兴紫砂茶壶是如何在17世纪晚期的荷兰传播、接受和转变的，并就欧洲工匠仿制茶壶的动因，以及荷兰红色炻器工业突然衰落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讲者从两位重要的代尔夫特陶艺家——Ary de Milde（1634—1708）和Jacobus de Caluwe（约1830年）的作品入手，提出代尔夫特红陶器的兴衰与17世纪至18世纪荷兰对外国物质文化的采纳与融合密切相关，进一步就物质文化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被同化，以及文化如何通过适应外来物质来强化自身特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万年陶瓷到世界瓷都：江西陶瓷的世界性贡献与地位》

周广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

中国陶瓷作为一种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载体，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赞许、追捧和珍视，而江西的陶瓷生产史从万年仙人洞出土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历经两万多年的岁月。万年以来，赣鄱大地的能工巧匠不仅为中国陶瓷的出现和发展发挥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而且也一直对世界陶瓷的发展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的智慧。

讲者认为，江西陶瓷从东亚大陆走向世界，其久远性、传承性、创新性、独特性和国际性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并诠释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交流与传播

《明初官窑瓷器海外流通的再思考：以印尼、印度的发现为中心》

陈洁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

在元青花研究中，印度尼西亚（满者伯夷）及印度（德里苏丹国）出土品曾拓展了学界对贸易图景的认识，修订了原有认识框架。两地出土、留存的明初官窑产品，本可以再次刷新对明初官窑瓷器流通的认识，并成为揭示当时外交、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性“钥匙”，却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讲者系统梳理了考古材料，通过追溯铭文、记录、图像等方式等辨识出两地远超以往认识的永宣官窑瓷器。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中国、也门与埃及文献，呈现明朝与也门的交往及瓷器馈赠，揭示下西洋中的官方瓷器易换情况，透析“官厂”设置与伊斯兰贸易网络的关联，并结合器物复原明初官窑在东南亚、中东一带的流通情况。最后，以官窑瓷器流通为切入点，对下西洋动因作出新的思考及补充。

《试论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在中东地区的外销及其影响》

胡朝晖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

出于政治和经贸双重目的，郑和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七次下西洋，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在中东地区的外销，在整个中东地区刮起了中国瓷器之风。中国瓷器对中东地区的釉陶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出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中东地区的陶工开始了对中国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和龙泉窑青瓷的仿制。

《汉唐时期湘江与海上丝路的连接与互动》

李建毛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

湘江是汉唐时期由中原都城通往岭南的主要通道，也是海上丝路向内陆延伸的重要通道，大量舶来品通过湘江进入湖南，或北输中原地区。受异域文化影响，战国西汉时长沙或湘江的都市便成为玻璃制造中心，岳州窑是当时域外文化元素最浓郁的青瓷窑场，长沙窑是最早的外销型瓷窑。

湖南陶瓷经湘江销往国内各地的同时，往北入洞庭湖，经长江出海，销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再往西到达南亚、西亚，最远抵达非洲；亦或溯江而上，经潇水，过灵渠，抵岭南。长沙窑也有部分产品经衡阳到郴州，过岭南。汉唐时期湘江与海上丝路实现对接，成为南北来往货物的重要通道，形成了海上丝路与内陆的互动，对湖南经济及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长沙窑成为古代外向经济的特殊案例。

《1599年10月的广州市集》

Maura Rinald（莫拉·里纳尔德） 意大利国际讲师

在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卡莱蒂于1594年至1606年间的环球航行中，他于1597年抵达中国澳门，并在1599年9月至10月的广州交易会上用银子购买了中国商品。卡莱蒂描述了交易会上的商品及其价格，如丝绸和令人垂涎的麝香、便宜的黄金，以及最重要的——许多不同种类的瓷器：黄色瓷器是御用品质，不能出口；蓝釉瓷主要供应中东市场；金质装饰的瓷器供应日本和欧洲。他花22埃斯库多购买了约700件质量最好的青花瓷，包括“大小碗碟和其他奢侈品”。

1602年，荷兰人俘获了“圣若昂”，这是卡莱蒂从果阿前往里斯本的葡萄牙大型船只，他的所有货物都被没收了。瓷器在荷兰并不陌生，但700件优质青花瓷必定引起重大反响。

《新加坡淡马锡沉船上的14世纪中期景德镇陶瓷》

Michael Flecker（迈克尔·弗莱克）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这艘淡马锡海域14世纪沉船最近的一次考古历时4年，共打捞出约3.5吨陶瓷碎片，其中部分完整或接近完整。淡马锡沉船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比世界上任何有记载的其他沉船都要多，此外还有各种龙泉青瓷、景德镇枢府瓷和青白瓷、德化的白瓷和福建窑口的青瓷。虽然船体没有留存下来，但间接证据表明它可能是一艘中国式帆船。根据沉船位置、新加坡陆地遗址的许多类似发现，以及青花大盘的罕见程度来看，淡马锡似乎是最有可能的目的地。

讲者展示了这批青花瓷器上的各种造型和装饰，有些造型特别罕见，如带凸缘颈的瓶子，一些图案在文献中很难找到。此外，还有一些青花与暗花装饰相结合的精品，以及少量釉里红瓷器。大量高品质青花瓷带有模印的“枢府”字样，有些人称之为“青花枢府”。质量较差的青白瓷的特点是坯体较厚，但其模印的精美装饰（通常以龙为主题）可与较好的青白瓷相媲美。这些器物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从出土中国瓷器看16世纪的环球贸易》

秦大树 北京大学教授

一般认为，大航海时代及相应的环球贸易随着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并东进到马六甲和中国而创始。然而，早期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也并非由欧洲列强单独构建。通过对东南亚到环印度洋地区出土中国瓷器的调研，并结合文献记载，讲者指出在澳门开埠以前的16世纪前半叶，葡人对环球贸易的贡献十分有限，以走私贸易为主。从15世纪末期开始在中东地区出现的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主要是通过中南半岛转运过去的，并有部分器物通过这个途径运销到欧洲。而16世纪后半叶由葡萄牙人主导的环球贸易，所经营的瓷器主要是日用器具，与中东地区出土的明中期瓷器风格不同。

因此，在16世纪，环球贸易很可能存在着两个体系。即中国－柔佛－中东－欧洲的体系和葡萄牙人经营的从中国到欧洲的环球贸易体系，形成了并行的格局。这一格局在16世纪晚期才被突破，而独立的环球贸易体系的完全构成出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环球贸易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