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是中华第一个持续时间长的大一统帝国，文物丰富多彩，蕴含多元文化因素。江西南昌海昏侯大墓出土众多精美的文物就是汉代文物以中原为主体、融合多元文化的体现。

汉礼制因素

作为一座西汉中期的高级贵族墓，海昏侯墓的墓葬形制充分显示出非常成熟的汉代中原主体因素。海昏侯墓封土高达7米，墓园平面呈梯形，有长达868米保存较完整的墓园墙，墓园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在墙东、北两面辟有园门，门外有阙，墓园内分布着大小8座墓葬和1座车马坑，地面还分布着寝、祀堂等祭祀建筑。刘贺墓墓室是汉代贵族常用的竖穴木椁墓室，椁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甬道和车马库构成，这种布局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在内棺排列数块大玉璧，在尸骨下铺有用包金丝线连缀的方形琉璃片组成的琉璃席，头部有镶嵌玉璧的漆面罩。玉器制品也体现了刘贺墓葬的规格之高。此外，刘贺墓园内的车马坑出土有五辆彩绘车和20匹殉马，这种车马随葬方式是典型的汉代丧葬文化的体现。此外在刘贺墓出土的青铜器、马蹄金、麟趾金、简牍、五铢及漆器等随葬品都是西汉流行的器物。这些典型汉代器物基本复原了汉代贵族社会的日常生活。

商周中原文化的传承

海昏侯墓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中，有几件典型的商周文化因素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凤鸟纹提梁卣，纹饰繁复精美，密集的云雷纹铺地，器盖和腹部均饰有明显的钩喙带冠带羽冠的凤鸟纹，在盖沿装饰一圈小鸟纹，颈部饰有夔凤纹，圈足装饰着龙纹，提梁处为夔龙纹，两端各有一兽首。这件提梁卣能找到多件纹饰和器形与之相像的商代同类器，如晚商的戈卣、亚卣、亚址卣等。此外这件青铜凤鸟纹提梁卣器身上的扉棱非常突出，有学者从青铜陶范、青铜铭文、凤鸟纹饰、器物形制四个角度分析，认为该器物时代可推定为殷商晚期器物。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缶颈短且直、溜肩鼓腹、在腹部最大径的地方对称分布四兽首环耳，下腹圆缓内收，有矮圈足、盖顶作四卷兽钮，器身从肩部到腹部都装饰蟠虺纹，在腹部的蟠虺纹带上饰有涡纹。海昏侯墓所出的青铜缶形制是典型的楚系青铜器,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件青铜缶是典型的战国时期楚式器。 除此之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两件青铜“缶霝”（líng）和一件青铜罍。这些商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出现在刘贺墓中，可能都是刘贺或其父生前收藏之物，同时也反映了西汉上层社会收藏商周青铜器的风气。这些青铜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刘贺生前身份的多元性，也展示了海昏侯文物的商周文化因素。

东夷文化因素

发源于泰沂山区,从夏商延续至战国时的东夷文化，也是早期华夏文明重要发展地之一。海昏侯墓出土一件青铜錞于可见典型的东夷文化因素，其形圜首，顶部无盘，上端为半环纽，束腰，底口稍外扩，无纹饰，仅在肩、腰和口部装饰有宽弦纹。这件錞于的形制和纹饰与巴蜀和吴越地区出土的錞于样式有明显的区别，与山东沂水、临淄、章丘等地考古发现的东夷文化的青铜淳于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环钮、弧顶、无盘、束腰圆筒形的形制特征。由此推测，刘贺墓随葬的这件錞于应来自山东，是海昏侯文物容纳东夷文化的体现，同时也为解读海昏侯墓文物来源提供了较好的依据。

草原因素

秦汉时期，以各种动物纹为重要特征的欧亚草原文化与同时代的中国内地文化交融密切、互动频繁。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银当卢纹饰风格是典型的草原文化因素的动物纹饰，银当卢呈心形，錾刻一只高浮雕的大角羊形象，下颌为长长的胡须，头上挺立着粗壮弯曲的羊角，肌肉线条明显，刻画立体细致逼真。类似纹饰特征的文物，在甘肃马家塬墓地多座战国晚期至秦初贵族墓出土的金银器车饰大角鹿、大角羊等草原动物纹饰与海昏侯墓出土的银质当卢的大角羊形象十分相似。此外大角羊纹饰的文物在时代更早的新疆地区也多处发现。从南昌西汉中期大角羊银当卢到甘肃战国晚期至秦朝的大角羊纹金银车饰，再到新疆铁器时代早期的大角羊柄铜镜，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我们清楚看到这种带有明显草原文化因素的大角羊纹饰从西向东传播的路线：从新疆伊吾到甘肃天水，再到南方的江西南昌；从物质现状的维度，大角羊形象从大角羊柄铜镜的“原装”传入到大角羊纹银当卢的逐渐汉化历程。该银当卢从器物的车马器功能属性看，属典型的汉代文化因素的器物，但从纹饰的角度看，大角羊动物纹饰则属典型草原文化的纹饰。除大角羊银当卢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不少有域外文化色彩的琉璃器，如琉璃席、镶琉璃马蹄金等。

通过以上分析，清楚地看到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背后文化因素丰富、多元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