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湖越窑不仅是唐代唯一的高等级青瓷窑址，也是我国现存青瓷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窑区，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中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秘色瓷是晚唐到北宋早期越窑最具特色的产品，这个技术飞升性进步的出现，与时代学术需求、政治南向都密切相关。

隋唐的向南推进，将东南中国的地方小政体切割、分裂、瓦解，再逐步纳入国家网络之中。国家网络由道路交通线相连接，江南道路体系的成长相当缓慢，两点间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随着经济深入再细化成为“树”，然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在国家网络南向过程中，学术、政治、文化、习俗都沿着交通线互相渗透、影响，并最终同化，青瓷本是南方最具特色的文化载体，随着政治南向一起进入主流群体。

在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集中于中原，江淮对国家尚未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到隋唐经济中心与军事政治中心分处南北，运河的开通成为沟通两个中心的标志，特别是盛唐以后江淮的经济逐渐发达，运河地位日渐重要。可以说上林湖越窑的起落与运河的承载力紧密相关，如越窑在唐代复兴时正值开元朝对运河的疏通；到五代时运河不畅，越瓷以开发海外销路支撑秘色瓷技术飞跃；北宋时变法对漕运的改革让“杂运”北上大受影响，越窑从此失去贡瓷地位。越窑的起落是南北格局变换的风向标，正好再现了江淮经济文化地位的确立。

唐代行政费用增长使玄宗朝对江淮经济的依赖加强，改善漕运成为获得南方物产的必然策略，于是运河支撑起盛唐时关中的物质供给，正是在柔远镇迩的政治氛围中，越窑进入土贡名单。安史之乱后各方力量沿着交通线深入南方，地方势力逐渐打破了国家对工商业的严控，中原的失地破产农民逐渐分化，或深居山区潜藏于陵泽垦荒，或“佣力客作”，或流向江淮寻求生机。

南方发达的手工业成为人口新的安置通道，让流民暴增的政权又多维持了百余年，新劳动力推动着工商业的精细化，江南品牌商品也从区域特色走向华夏“正声”。越窑正是工艺进步与文化契合时代的高端产品。盛唐因对事功的向往让诗中满是雄浑辽阔、博大崇高的气势，晚唐的退缩和萧瑟使平静安适成为时代主题。在由诗向词的文化过渡中，视野从海纳百川转向身旁的涓涓细流，于日常情感中找寻心灵归宿，文化上倾向自守让中华本土艺术复苏。温润平和始终贯穿着江南的文化追求，越窑青瓷以秀丽工致与儒雅优美并峙，从江淮特色浓缩为华夏的文化载体，引领起国人倒戢干戈的心理希求。

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势力强盛，军阀对江淮物资的争夺造成国家网络破碎。地方势力为立足需扶持本地特色“品牌”，品质绝对高于同类方能获得更高额利润，在这样的挤压中越窑发展至鼎盛，秘色瓷技术也在此时成熟。但至今未见秘色瓷用于销售的证据，而其生产又耗费巨大，可见研发要求中政治追求要远高于经济收益。

秘色瓷从疏离中透露出的纯净清淡，与我见犹怜的江南情结融合，在朦胧的浅绛气质中穿透吴越的夜色，缓解着政治斗争的剑拔弩张。在外交中以珍稀性而获得政治利益、文化影响力才是秘色瓷的追求。吴越国以增加税收、加大外销等手段维持起秘色瓷生产，让“秘色”成为士子精神与情怀的组成，在斑驳诗意中牵挂着流离的光阴，成为唯皇家贵族所独享的高端瓷。纳土归宋后“秘色”的政治实用性减退，由越窑提升起来的江淮经济文化实力成为新的关注点。

北宋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分立，两个中心的联通关乎家国存亡，漕运通畅甚至是国都选址的首要条件。北宋中期以后越窑的秘色瓷产品逐渐消失，江淮丰富的物产又不断增加着运河的负荷，于是失去贡瓷地位的越窑只能加大外销。南宋初年的江南不仅社会安定，也浓缩着国家发达的经济文化，越窑此时恢复高端瓷的宫廷定制，便是政权落定杭州时因地制宜的选择。

也正是由两宋之际始，“秘色”已不再区分透明釉与乳浊釉，成为所有高等级青瓷的统称。在文士汲古修绠的思路下，陶瓷成为三代拟古怀思的入口，由“秘色”诠释的盛世风貌逐渐取代了物质本体。特别是南宋复古礼器造型和类玉色泽的结合，成就了“瓷德”文化的成形，越窑从此成为士子心中“古秘色”的着落处。

宋学将古典的“主敬”与宗教的“主静”相结合，修身养性、入道入学的修持观念造就了士大夫对个体品德心性的完美追求。寻觅质朴浅淡的情趣和退避厌世的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将之提到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这是理学“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完成的人间秩序重建。失落的大国豪迈在学术“正统”的重建中复苏，成就了贵瓷不贵金的心理敷设，文士将参与陶瓷设计也当作心灵修行的组成。

经过对华夏学术传承的再梳厘，三代成为盛世范本，由古典而来的“玉德”文化观，在南宋“低岭头类型”展开全面的探索，到龙泉窑、官窑乳浊厚釉类产品才最终定型。从此，璞玉的洁净质感与礼器的端稳造型统摄于一，“宋瓷”成为学术思想与高端弄器典范的结合。

知识力量从古典中创建与统治相结合的学术理论，同时殚精竭虑地以文化艺术形式推动主流思想向下层社会普及。学术进步影响着执政方略的变更，早期国家的政治策略要通过文化工程方能传播，主要渠道有礼仪表演、语言文字、物质载体等，对礼器的掌控也是时政需求。宋代将古礼内涵的道德内容深入民间，神权逐渐被政治、学术力量取代，政体从宗法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策略的传达途径更为广泛和深入，对祭祀仪式及礼器样式等关乎世袭特权的表演类展示，也就不再具有政治掌控的实际意义。学术“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逐渐一致，高端瓷也逐渐走出厅堂，陈设器、礼器以优雅精致诠释人文素养，地方性小窑口多是对高端器物的模仿，形成全国流行瓷器相对统一的时代风貌。

国家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使瓷器普及至民间，器物艺术风格中逐渐显现一些民俗喜好，这时突现的类型、多样化的纹样，说明流行器中加入了众多民间需求。

宋瓷定格着文化修养的澄练儒雅，而这时的越窑却因方便开采的胎土不足，逐渐退出主流视野，其技术由新兴的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取代。上林湖越窑的技术进步以秘色瓷为最，薄釉通透的青翠成为时代瓷器的最高音，为此后类玉礼器瓷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工艺技术基础。吴越国通过拓展越窑瓷的海外销售，倾国力以维持秘色瓷生产，也使其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秘色瓷在轻风拂面的自如中，将世间波涛融入华夏文化暗绽的辉煌与凄凉，终于落定为士子心中盛世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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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踏着考古学者寻找秘色瓷的足迹，顺着越窑的盛衰鸟瞰中国学术、政治南向的步伐，制瓷业由唐代的南青北白到两宋的百卉葳蕤，印证着东西文明的飞扬与崩阤。对古典传统的认可是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西北草原特色渐次弥散在淡久生香的时光中，浓缩进“宋瓷”如玉的文化设定。从此，追索回思“秘色”的古典精致，成为学者寄托“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坐标。正是儒学不舍涓滴的政治胸怀，使华夏文明能超越血统、宗教的局限，以越窑为代表的“中国瓷”是盛世的文明符号，推动着德泽之芳流布。 （本文节选自结语）

《发现秘色瓷》

作者：郑建明 林毅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