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精神内涵，加强该流域青铜文明研究，9月16日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博物院、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主办的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国际学术论坛在山西博物院召开。论坛旨在阐释黄河文明的精神内核，探讨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重要意义，实证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作为服务上层贵族的礼器，有其特有政治意义。北京大学教授朱凤瀚指出，其在造型特征、纹饰上均能明显反映当时王朝贵族的审美标准。商周交替时青铜器纹饰与造型的变化能显示出这两大族群的制度变化与文化差异。通过商晚期殷墟刘家庄北地墓地、西周初期周原岐山贺家村墓地、泾阳高家堡墓地与宝鸡石鼓山墓地，以及周初商遗民泾阳高家堡戈氏墓地纹饰与器型对比，他认为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先周延续商代风格后，融入本土特色，形成了一定高度的技艺，在西周建立之初展现出特有风格。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梅建军以倒钩铜矛的发现与形制演变作为切入点，回顾了对这一器物的相关研究，指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境内的发现表明中国与欧亚草原存在密切联系，发生的时代或在公元前1700至前1500年左右，背后的推动力是待解之谜，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说明其与技术、知识和工匠流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和北方地区早期发现的青铜器，他认为西北地区是中国早期冶金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并对北方地区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或许有多条通道逐步流向中原。中原地区早期铜器虽然在龙山文化阶段很零散，但到二里头文化阶段出现划时代发展，奠定中原青铜文明的基础正是组合陶范铸造技术体系的发明及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教授丹羽崇史在线上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商周青铜器生产与流通的研究，通过对生产地与消费地所发现遗物多因素对比，了解青铜制作集团的生产流通方式。以这种研究方法考察中国东周时期青铜制造工艺，发现东周时期工人有所流动，大国为小国制造青铜器。在青铜器管理方面，三晋地区有“府”与“库”的分工。尤其对山西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后发现，侯马系青铜器在东周时期流传广泛。丹羽尤其关注晋系青铜器工艺的范线、浇口、垫片等工艺特点，以此研究山西地区与长江地区青铜工艺，发现没有太大区别，可见东周时期侯马系青铜器是一种广域流通。

20世纪中晚期以来，山西发现西周时期遗址超200处，主要集中在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山西大学教授谢尧亭通过青铜器铭文及对商至西周时期冀国考察及与文献对比，他认为冀国在今山西平陆地区；释读“戎生编钟”铭文认为该编钟属于宪国之公，这是新发现的一个封国，有待更多发现；通过大河口霸国墓地与横水倗国墓地的发现，认为霸国与倗国不属于晋国的“怀姓九宗”，不存在被晋国兼并灭国可能；通过对梁带村芮国墓地晋器青铜铭文释读，认为师氏姞与羊舌墓地的墓主有很大关联。

黄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面貌如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誉带来了相关的“概观”演讲。黄河流域中地理环境不同造成区系文化差异。通过铸铜工艺、原材料与器型对比，他认为黄河流域与欧亚大陆交接地区有一定联系，也受到了影响，但关联性并不是很高。按照时空顺序，观察黄河流域的青铜工艺——从早期马家窑文化至殷墟再到晋公盘和侯马铸铜遗址，最终到战国时期海岱地区遗址发现，黄河流域青铜工艺不断发展，逐渐达到巅峰。中原地区青铜器发展虽然比西北地区晚，但后来居上，其装饰工艺与造型与过去不同，铸造工艺也有很大提升，通过块范法达到了新的高度后以单一方式代代相传，规模巨大，一统中原。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好的亚洲艺术收藏地之一。今年3月举办了“永恒的祭献：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展览。该馆亚洲部主任柳杨以该展为例，对青铜文明的博物馆呈现与传播进行探讨：青铜器脱离原来所处环境，失去了它们礼仪意义的表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馆方邀请获奥斯卡艺术指导奖的叶锦添，集现代特效光影技术于一体，以悬幕、镜像、投影等方式再现古人宴饮、祭祀等场面，观众可沉浸式感受中国古代礼制社会。

在论坛上，山西青铜博物馆馆长梁育军介绍了山西博物院重磅展览“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的策展理念：围绕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产生及礼乐文化形成演变为主线展开，以点带面、个性共性并重，最终达到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目的。中国以礼制为主体、和谐为中心——制器目的不在器，器以载道，方体现器用制度根本。展览通过时间顺序将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发展画卷徐徐拉开，使观众体会黄河流域青铜文化如何从零星遗址最终走向无远弗届、辐射四方的礼治文明。青铜文明所载之道，最终以百家争鸣为基奠，形成了我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