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周围有190多座陪葬墓。1992年，其中的一座陪葬墓被盗，昭陵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除了找到一通墓志，还在甬道和墓室四壁发现了壁画，随后将该墓回填。从墓志可知，这是唐太宗时期大臣李思摩的墓。

今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古壁丹青——昭陵唐墓壁画集》，介绍了7座有壁画的昭陵陪葬墓，墓主均为皇亲重臣。令人惊讶的是，李思摩墓的壁画中出现了突厥女子。

一是墓室西壁北幅《弹箜篌女伎乐图》，女伎身穿白色圆领窄袖襦，外套红色坎肩，袖口和坎肩底边饰有联珠纹，下穿白色长裙，怀抱箜篌做弹奏状（图1）。

二是墓室南壁西幅《执扇拈花异域女子图》，该女子高鼻深目，上下眼皮和面颊均涂胭脂。身穿白色窄袖襦，外套红色半臂，半臂边缘和袖口装饰联珠纹，下着白色长裙，左手执团扇，右手拈一朵红花（图2）。

三是墓室北壁西幅《二女图》，其中左侧女子头戴黑色胡帽，高颧骨，下颏尖而且上翘。身穿白色圆领窄袖襦，外披红色窄袖对襟长衣，下穿白色宽褶裙，双手捧一白瓶（图3）。

这三个女子与唐代侍女形象迥异，很可能是突厥女子。事实上，李思摩墓还有一幅壁画《弹琵琶女伎乐图》，从其面容和服饰看，属于常见的唐代侍女图，与前面三个女子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图4）。

突厥女子怎么会出现在李思摩墓壁画中？我们要从墓主李思摩说起。李思摩（583-647）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原名阿史那思摩，是东突厥贵族。其曾祖父是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祖父是达拔可汗，父亲是咄陆设。从《旧唐书·突厥上》和李思摩墓志可知，因为思摩“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所以，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均不让他执掌兵权，只让他担任负责邦交的伽苾特勤、罗失特勤。作为特使，阿史那思摩曾经多次入唐朝贡。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出兵北伐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送于京师。阿史那思摩始终追随颉利可汗，唐太宗为了嘉奖其忠诚，授其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赐姓李氏，统领突厥降众。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改授思摩“乙弥泥孰可汗”，并让他率突厥人回到黄河以北。因为受到薛延陀汗国的逼迫，突厥人又退居黄河以南，李思摩回到朝廷，获授右武卫将军。贞观十九年（645），李思摩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在攻打白崖城时，李思摩被流矢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而且“亲观传药”。贞观二十一年（647）3月，李思摩卒于长安，享年65岁，同年4月葬在昭陵。该墓就在今陕西省礼泉县昭陵乡菜头村北，东北距昭陵4.5千米。

关于突厥人的形象，目前国内能看到的主要是草原石人和岩画，而且都是男性。虽然缺乏考古资料，但是从史料中我们可推出两条线索。

第一，突厥人长得不像胡人。在唐代壁画和雕像中，胡人的特征是大眼睛，双眼皮，狮鼻，阔唇，高颧骨，头发微卷，胡须浓密。《旧唐书·突厥上》明确记载，李思摩长得像胡人，两位可汗都觉得他“不类突厥”，血统不纯，所以不愿授予其军权。可见突厥贵族讲究血统，他们的长相跟胡人差别较大。

第二，长安城里住着一定数量的突厥女子。《旧唐书·突厥上》记载，颉利可汗被送到长安后，唐太宗“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颉利郁郁不得志，与其家人或相对悲歌而泣”。由此可知，颉利可汗的家眷也在京师。另外，跟随颉利可汗归降的还有其他突厥贵族，除李思摩外，传扬后世的还有阿史那苏尼失和他的儿子阿史那忠等人，他们应该有家眷跟随。

昭陵陪葬墓壁画的一大特点是写实，而且为李思摩墓创作壁画的画师本人可能见过突厥人，所以李思摩墓壁画出现突厥女子并不让人意外。

有意思的是，三个突厥女的容貌均有差异，尤其是执扇拈花女子和身披窄袖长衣女子，两人的面相差别很明显。突厥在扩张过程中，先后击败并且合并了铁勒、柔然等族，所以突厥人种呈现多元化，这一现象也反映在李思摩墓中。

需要指出的是，李思摩墓壁画里的突厥女子均为贵族或其婢女，其穿着与普通突厥人的服饰肯定有差别。李思摩墓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插图采自《古壁丹青——昭陵唐墓壁画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