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为古代炊具的一种，形似鼎、鬲却无足，可以直接放置在炉灶上或是挂起煮物。釜出现的时间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开始使用陶釜，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对应的也出现了铜釜、铁釜，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炊具。史料中对于釜多有记载，早期见于《韩非子》“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管子》中也有“盐百升而釜”，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中有“轵家釜”一器并作为量器加以考证，可见釜在早期既是炊具，也作为量器使用。其后对釜的记载也多为量器，如马承源也将铜釜归为铜量类别，朱凤瀚提出“釜是齐国特有的量器”，荣庚、张维持将釜归为水器类别，并依据文字记载指出釜乃炊器，亦为量器。由此可见，早期对釜的定义主要为量器，应是研究对象多为带铭文的铜釜所致，这些作为量器的铜釜所携带的是与度量衡相关的文字。而作为日常使用炊器使用的铜釜，刻铭的机会极小，制作也粗糙，自然不会出现在早期对青铜釜的艺术和文化研究范畴中。之后根据文字史料记载，加上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釜中装有动物骨头，或是底部有明显火烟灼烧的痕迹，进一步验证了铜釜用于烹煮之用，才逐步将铜釜作为炊器加以研究。

海南岛出土铜釜

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海南岛出土或发现铜釜的记载。直到1964年，海南岛临高县皇桐岭遗址发现一大一小两件套的铜釜，为海南首次出土铜釜。同样是在海南临高县，又分别于1972年发现一件六耳大铜釜和1987年发现一件已残破的青铜釜。之后，在海南多地有铜釜陆续出土。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南岛共出土铜釜14件，均为汉代器物。出土地点分别为海南澄迈、临高、儋州、东方和陵水，位于海南岛西部和东南部，均在沿海地区。在海南岛的北部和东北部却没有发现铜釜，特别是北部地区为汉代珠崖郡所在地，却没有发现铜釜。这样的情况在海南岛并非孤例，与之情况相似的还有同样在海南岛出土的汉代青铜器——铜鼓。自清代以来,海南出土的汉代铜鼓有十余面，与上述铜釜的出土地点有较多重合。这些铜鼓出土的地点在西汉初期平定南越及东汉初期出征交趾的线路上，与两广地区交往密切，铜鼓作为随军征战的器物带往海南，或在海南就地铸造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铜釜尺寸巨大

海南出土的这批汉代铜釜造型奇特，独具特色。首先，从尺寸来看，海南出土的铜釜通高多在30厘米至40厘米，口径多在50厘米至60厘米，与我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大部分铜釜相比，尺寸明显更大。如河南淅川的西汉铜釜高12.2厘米、口径7.5厘米，云南宣威、昭通的汉代青铜釜通高不超过20厘米，口径也不超过30厘米，即使是出土铜釜最多的贵州赫章可乐，用于套头葬的铜釜最大尺寸也在高30厘米、口径40厘米以内。那么，尺寸巨大的海南铜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是一个什么概念？作为炊具而言，假设用于烹煮米饭，海南铜釜中尺寸最小者通高22.5厘米，口径32厘米，大小与其他地区出土铜釜相近，粗略计算可供10人左右食用。海南临高调楼出土的铜釜为尺寸最大者，通高74厘米，口径93厘米，计算下来可供上百人食用。但这种超大尺寸的炊煮器用于煮饭并不符合实际使用，应当是用于烹煮肉类和汤的。可以看出，这些大尺寸铜釜并非普通百姓家中所使用的生活器物，应当是集体使用，军队使用的可能性较大，这也印证了铜釜与铜鼓一样作为随军器物带到海南的可能性。

与其他地区的铜釜相比，海南出土的大部分铜釜尺寸巨大，可用“巨釜”来形容。而同样被称之为“巨釜”的器物，有陕西耀县的7件汉代巨型铁釜，最大一件口径58厘米，高52厘米。另外，山东掖县出土东汉或更晚期的铁釜，口径66厘米，腹深40厘米，被认为可能是史籍记载的煮盐官器。这两件铁釜与海南出土的铜釜尺寸大小相当，年代也均为汉代，但是材质不同。应是各地铁器化进程不一的缘故，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铁器化程度仍逊于中原地区，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更是如此。此外，虽然山东的铁釜用于煮盐，但海南自明清以来制盐技艺多采用竹盘煮盐和石槽晒盐的方式，巨釜的用途应不尽相同。

铜釜形式奇特

海南岛出土的铜釜形式十分统一，除一件尺寸最小者为敞口鼓腹之外，其他均为盘口直腹，并且都为圆底、口沿有立耳。圆底直腹形式的铜釜目前并不多见，有广东清远汉代铜釜、广西合浦西汉铜锅、贵州交乐汉代铜釜、云南昭通东汉铜釜以及广西防城港明代铜镬，这几件与海南出土的铜釜都是盘口、直腹、圆底和口沿有立耳，虽尺寸比海南铜釜略小，但形制特点相同，说明同种类型的铜釜在这些地区有所流通，互有内在联系。广西铜镬为明代，说明此种形制的铜釜虽主要见于汉代，但后续或还一直沿用。

从纹饰来看，这批铜釜的纹饰并不多，集中体现在铜釜的腹部和立耳两处。首先，铜釜腹部的纹饰主要表现为在器腹中部铸有弦纹，也说箍状纹，多为三道。器身饰有弦纹在其他地区的汉代铜釜中多有出现，是常用的装饰手法。其次，铜釜的立耳装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耳部纹样，海南出土的铜釜中除了鼓腹铜釜耳部无纹，以及另一件残缺无耳之外，其他铜釜的立耳均饰有纹样。其中大部分为绳绹纹，另有辫纹、麦穗纹各一件。二是耳上立像，出自海南临高、儋州、陵水和澄迈的部分铜釜，每只耳的上方都铸有2至3个立体塑像，有牛、羊、象、虎等动物像以及骑马武士像、人像和鸟像。在铜釜上运用立体塑像装饰手法的比较少见，主要见于西南地区，如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昭通桂家大院出土的立耳敞口铜釜，双耳分别铸有三个立像，云南文山州博物馆的骑士辫纹耳釜，双耳也分别铸有一个骑马武士像。

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中采用立体造像装饰的器物非常多，如贮贝器、铜鼓、杖头和兵器等，且选取的题材都有牛、羊、虎和骑马武士等形象，制作精湛，工艺纯熟。贮贝器是古滇国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铜鼓则多被作为祭祀用器或战鼓，而同样运用了这种复杂装饰工艺的海南铜釜，应当也是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彰显其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以示权威。特别是海南临高出土的六耳铜釜，不仅尺寸最大，而且装饰工艺最为复杂，立耳和口沿上共铸有15个立像，若仅用于烹煮实物并不实际，说明这类铜釜应当同时具有功能性和象征性作用。

历史上对海南地区的铜釜描述极少，仅在南北朝盖泓所著的《朱崖传》中有提到“朱崖俗多用土釜”，又说“朱崖大家有铜镬，多者五三百，积以为货”。当时民间多用陶釜，大户人家囤积铜镬，原因可能为当时海南仍未广泛使用青铜器，像铜镬这类器物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是财富地位的一种体现。从侧面印证了海南早期铜器应自外界流入，铜资源的短缺导致铜镬成为岛内大户人家奇货可居的对象之一。

海南出土的铜釜自何处而来？首先，从形制来看，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都有与海南相同形制的铜釜出土，且年代一致，说明汉代这种类型的铜釜广泛使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其次，从耳上立像来看，其装饰手法广泛见于以滇文化为代表的西南夷地区，并将之运用到铜釜上。越南北部地区也出土了耳上立像的敞口铜釜，认为多是从西南夷地区传入，并与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部分族群向南迁徙有关。海南出土的铜釜虽形制有所不同，但从耳部纹样、立像位置、题材选择等方面来看，应是受到西南夷的青铜艺术影响。因此，海南汉代铜釜的出现，或许与西南夷族群南迁有一定联系，未来或许可以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或科技手段进一步验证。总体而言，独具特色的海南铜釜是多个地区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当时海南岛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相互交流和联系的历史印证。（海南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