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纹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纹饰的主要母题之一。古人在玉石器、陶瓷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皮革纸卷上塑造的动物图像，反映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人群的生业模式、信仰习俗、互动交流等社会面貌。
中国西南地区位于边地半月形传播带的重要区域，是古代南北和东西方向民族迁徙的通道和文化交流的枢纽。西南地区出土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多见于铜鼓、贮贝器等青铜礼器上；主要有牛、马、虎、蛇等动物形象；纹饰造型主要有平面、立体等形式，风格有具象、抽象等类型。动物纹饰或单独出现，或存在于剽牛、畜牧、骑马、搏斗、征战等场景图像。白鸟芳郎、邱兹惠、张增祺等学者对此区域青铜器动物纹饰的来源和运用多有论述，指出滇文化与斯基泰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等存在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互动模式。美国艺术史家艾玛·邦克则提出，西南地区出现动物纹只是“趋同作用”下的共通形态，两地风格并不一样。这些研究主要对动物纹饰的来源展开探讨，对纹饰与社会生活变革关联的研究着墨较少。本文以西南地区出土青铜器上的瘤牛、骑马等形象纹饰为例，探索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交流互动轨迹。
动物纹饰在西南青铜礼乐器上的运用
动物纹饰在西南青铜礼器上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写实性动物立体塑像装饰风格和动物纹饰母题的运用。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铜牌饰、兵器、贮贝器、铜鼓等青铜器物常见写实性的动物立体塑像等草原文化装饰特征。例如贮贝器器盖上，铸有圆雕的牛、马、虎等写实动物。根据器型、铸造工艺可知，此类器物是将从我国西北地区传入的立体纹饰铸造技术和动物图像风格运用到本土传统青铜容器上形成的融合型青铜礼器。这是源自对草原文化的观念认可和技术交流，并进行了创新利用的产物。
动物图像主要有牛、虎、蛇、鹿、马、羊、猴、飞禽等，其中以牛的形象居多。据初步统计，贮贝器器盖上以牛为主题的立体塑像出现年代较早，所占比例大于其他动物图像（图1）。同时，在多数大型墓葬中多发现有铜牛头、真牛角等与牛相关的随葬品。例如晋宁石寨山M1中，除了同墓随葬的铜牛头和真牛角外，贮贝器5件器物中有4件器盖饰有立体牛塑像，铜鼓也有线刻的“巨角野牛”形象。从这些以牛主题形象装饰的墓葬出土器物可见牛纹饰元素在滇文化中盛行。在青铜礼器上，滇人还着重突显巨角独峰的瘤牛形象，或把牛的形象铸于器盖中心的突出位置或立于铜鼓面上（图2）。通过特写、烘托等手法强化牛的形象，突出表现牛的气势，反映了滇人对牛的重视和崇拜。
由此可见，贮贝器器盖上铸有写实动物立体纹饰的装饰风格，是将北方、西北地区传入的动物图像风格和立体纹饰铸造技术运用在本土传统的青铜容器上形成的创新性文化特征。这种器物改革折射出西南人群对外来文化的装饰艺术、铸造工艺、族群信仰等的吸纳和改进，体现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兼容与并存。
动物纹饰折射的区域互动
我国西南、岭南地区北邻欧亚草原，西近西亚，南连东南亚，拥有独特的边地区位优势。区域内出土有草原风格兵器、铜扣饰、带柄铜镜、蚀花肉红石髓珠、钠钙玻璃、鎏金银盒、海贝等器物。童恩正、张增祺、霍巍等学者结合文献提出，这些舶来品部分是通过贸易交换得来的，部分是本土人群用外来传入的技术在本地制作的。我国南方地区与中亚、西亚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在战国时期就已初显雏形。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建立的对外贸易官道也是建立在这些民间商道的基础上。民道和官道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央政治体制与西南民间族群在两汉时期围绕“交通西域”形成的互动格局。动物纹饰尤其是瘤牛与骑马形象的运用，是不同区域文化互动的体现。
瘤牛纹
牛图像多见于畜牧、剽牛仪式（图3）、农耕（图4）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器图像场景中。在滇文化大型墓葬中多见随葬有牛头、牛角等遗骸，鲜见其他部位骨骼的葬俗。由此推测，如同中原地区的祭祀用牲制度，牛是高等级祭祀仪式性用牲和仪式性宴饮活动中的主要肉食资源。
结合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可知，从境外传入的黄牛，即普通牛（Bos 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以及水牛（Bubalus bubali），经过本土化驯养和畜力开发后，为重要的肉食来源、祭祀用牲、畜力农耕资源。西南古代先民对牛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优化了人群饮食结构，促进了生产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变革。
铜鼓、贮贝器上的“巨角独峰野牛”图像为瘤牛。在文献中关于瘤牛的出处，一说提及中国西南地区，晋郭璞注《尔雅·释畜》“犦牛”条言：“即犎牛也……今交州合浦徐闻县出此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明瘤牛是汉代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中央王朝的贡品；另一说提及西域，《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载：罽宾国“出封牛”；《后汉书·顺帝纪》曰：“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晋书·张骏传》载：“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可知在汉晋时期瘤牛是西域进贡中央的贡品。
基于目前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成果，瘤牛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瘤牛的驯化起源于公元前7000年的印度河流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其形象始见于距今2400年的中国南方地区的贮贝器、石寨山型铜鼓。结合石寨山墓地出土铜牌饰牛圈图像（图5）可知，瘤牛应该在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引入滇文化区域，并进行圈养驯化。现代瘤牛DNA研究和考古学资料也暗示，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区。从印度河流域到我国滇池地区的传入路线是单线还是多线的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通过文献可推测当时瘤牛的来源有直接从外地引进、本地驯养繁殖两种途径。
骑马纹
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研究，南方地区使用、驯养马的时间较晚，上限不早于青铜时代。通过贮贝器可见，马的形象一般出现在征战、畜牧、纳贡等场景图像中，数量总体相对较少。石寨山M71:142叠鼓形贮贝器呈现了一幅生动的狩猎场面（图6），马是狩猎生产中重要骑乘驮载工具。石寨山M13：356贮贝器器盖上铸有立体的战争场景图像（图7），马为骑士提供了重要的武力协助和动力支持。由此可见，对马资源的利用主要为畜力开发，应用于狩猎、战争中。
生物学研究成果显示，高热潮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不适合马的生产和繁殖。结合考古成果研究可知，青铜时代南方地区的马资源为稀缺、珍贵资源。晋宁石寨山M13:2叠鼓形贮贝器下鼓鼓面所铸场景描绘了滇人与其他从事不同生业模式的族群交流活动（图8）。马匹可能是通过类似的纳贡或交易等形式引进西南地区。
通过考古成果和器物研究可见，西南地区牛、马资源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的功能各有侧重。对这两种动物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古代族群对外来资源利用和改造的能力，也从侧面反映了南方地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以及交融的前沿地带。其区域文化发展历程可见广域地区之间人群互动脉络和社会文明化进程。贮贝器、铜鼓是古代南方地区典型的青铜礼乐器。在滇文化大型墓葬中，贮贝器一般与铜鼓组合出现，且借用、改造铜鼓的铜鼓贮贝器、仿造铜鼓的铜鼓形贮贝器和叠鼓形贮贝器贯穿贮贝器的兴衰过程。贮贝器、铜鼓等青铜礼乐器组合及其纹饰记录着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族群的信仰、仪礼、习俗，对铜鼓的改造行为及贮贝器的兴衰演变体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礼制传统的差异，折射出区域内族群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历程。铜鼓、贮贝器的纹饰主题出现瘤牛、骑马等形象，更是体现了中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文化区域、印度河流域等广域文化交流和人群互动。
综上可见，在青铜文化传播和农业传播浪潮的影响下，西南古代族群选择性地利用有利资源，进行生产力和生业模式的变革；西汉时期，随着郡县制在西南地区的设置，西南族群的生活习俗、葬俗传统出现了滇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文化因素，呈现了多元一体，兼容并存的文化面貌。由此可见，西南古代族群在外来文化影响下进行的社会生活变革、社会转型和韧性升级折射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