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县（1954年，万泉县与荣河县合并为今万荣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处峨眉岭北侧，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性质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存的遗址。1965年，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民国时期山西籍考古学者卫聚贤首次发现的，也是山西地区发掘时间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始因

卫聚贤早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书时即认真听取过李济先生讲授考古学。受考古学家李济、袁复礼发掘夏县西阴村并将新石器时代器物带回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响，于1927年2月回到老家山西万泉，在其侄儿卫月盛的陪同下，前往北吴村枣堰地、南吴村药王庙前后、袁家庄东沟西沟、荆淮村沟楞、荆村瓦子斜、南涧村涧薛村沟沿、秦王寨等多地进行发掘，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迹的存在。

在发现这些遗迹的同时，卫聚贤把在万泉采集、购买以及发掘出来的部分石器，带到清华地质调查所进行鉴定，与历史博物馆所藏石器仔细进行比较对照，发现他所带的正是同类石器。由此，卫聚贤很是兴奋：“既得新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又参考考古学书籍，有疑难处，请教于李济之先生，我的考古学兴味，从此日隆。”这些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成就感，促使卫聚贤提高了从事考古事业的兴趣。通过在山西地区调查，卫聚贤还发现：“山西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推万泉，次为文水，如有专家往勘，当于这两处加以注意。”这正是卫氏发掘首推万泉之深由，展现了卫氏以学术为主的学人精神。

以上种种便是近代以来万泉孤山周围从事考古活动的开始。可以说，孤山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便是卫聚贤等人最终确定较大规模发掘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内因。而卫氏等人发掘山西地区的具体过程，据发掘者之一的董光忠（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代表）说，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三方签订合约专做山西考古发掘，先进行了西杜村阎子疙瘩汉代遗址的发掘，而后卫聚贤（女师大代表）、董光忠、山西公立图书馆等三方又重新签订合约发掘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本校（女师大）有鉴于此，蓄意于斯项工作者良久，适幸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开发万泉汉汾阴后土祠之际，同时而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址，且于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占据面甚广，极有继续发掘之必要，与期图更得进一步之重要贡献之可能，该二机关遂于本校另订合约，为彻底考察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而作长期较大规模之发掘。”

关于瓦渣斜遗址发掘之经过，据董光忠描述：“爰于民国20年（1931年）春，由三方组织团体，实地在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大施发掘，此即本校与山西公立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三方订立合约发掘山西万泉县石器时代缘起与经过也。此次之发掘，亦于斯年（1931）四月一日开工，五月十五日停工，于工作期间，除因风雨停止工作两半日外，余日均自上午七时开工，至下午五时停止，中间于十二时至一时休息。开工伊始，只用十余名工人，嗣后依发掘情形，随时而增添工人，最多时则有四十余人工作云。”

综上所述，万泉县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可以进行并顺利完成发掘是种种内因外缘所促成的。

发现重要遗迹、器物及其相关研究

2012年秋，笔者有幸前往荆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看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灰坑、弦纹及绳纹陶片等遗物，特别是在瓦渣斜遗址看到了多种彩陶片，这些重要遗迹遗物都足以说明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之发掘，在山西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影响很大。

发现遗迹、器物

关于荆村遗址发掘的情形，据卫聚贤回忆：“万泉县城东临一大沟，沟两旁及其南尽为其遗址……”。可见遗址面积之大，实属罕见。而卫氏等人未全部发掘，仅发掘了瓦渣斜这一块七亩大之地。通过发掘发现有地穴、炉灶、屠宰处等遗迹以及众多器物，包括：石器、骨器、粗陶器（鼎、鬲、甗、尊、罐、盆……埙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彩陶（为黑白红三色，黑色最多，白色次之，红色少见，黑色多涂于红底上，其花纹多点、线、三角形、鱼形、蝉形、蛇形的有二块）、骨等数种，董光忠还发现有四五种蚌器。

发现遗迹研究

地穴 在荆村瓦渣斜共发掘七亩地，遗址中发现地穴有二十余处，穴桃形平底，深约五六尺至丈余不等，宽亦如此。有一穴深约丈五尺，宽约一丈，距底约三尺处有一隧道，通至地面，隧道有五个阶段组成，其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故其隧道向东北，穴顶开口宽约三尺；又有一穴，其隧道口尚有扶梁栽柱的遗迹。

炉灶  在同一地点发现炉灶共有三处，灶是用泥做成，分上中下三部，下部有一圆洞，洞口向东南，为通风口；中部为施柴（燃料）处，底有许多孔，为泄灰通风用，旁的左右后三面高约一尺三寸厚约五寸的墙，墙顶湾内为悬空，为置鼎鬲处；由地层观察，当日此灶设在地面，今已埋入土中约五尺，在地穴中未发现灶，而此灶相连在地面上，似尚存共食遗迹。

屠宰处  距炉灶东北方向约一丈有余，有用火烧过的硬土坑，深约五寸，宽约一尺五寸见方。坑旁血迹尚多，应为屠宰处。

出土器物研究

通过分析出土器物，董光忠认为：“瓦渣斜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品；陶器中间的花纹有划刺之花纹和物体之象形；陶制品塑态之艺术非为美饰之用意，盖寓有某种之情义；它的彩绘之艺术色料选址之精良，花纹描绘之细致，诚有为后人所不及者。”他又说：“经此一次发掘，除认为各石器时代遗址所出最普通之各种石器、骨器及粗糙印纹陶器在瓦渣斜均有发现且较繁夥外，他如瓦渣斜所发现带彩之红地黑花及三色花纹之陶器，有与仰韶西阴所出甚为相似者，有为工艺高超二处绝无者，诚为欲试做石器时代遗址之发掘者之最大贡献也。”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调查山西古物时写道：“遗物以陶器为主，其中的彩纹陶器引人注目。”有一件“陶器的色彩是橙色，壁极薄，品质出色，器身肥阔，器口略为收敛，呈一钵形。器底很小，下收幅度很大，边口外翻很多，彩纹为黑色，边口上是条黑线，器身上是带状的花纹。带状花纹围绕着偏椭圆形的中心，呈紧绷开的三角巾状，也就是所谓的涡卷文。这是中原黄河流域常见的彩纹陶器，这种器型和这种独特的涡纹，代表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特征。”

日本学者按照“前期涡纹发达，后期涡纹退化”的观点把荆村出土的彩陶划分为彩陶的前期制品和后期制品，另外还发现有一件制作精湛的薄胎黑色陶器：“这件陶器呈青灰色，颇为坚硬。陶器肩部突出，颈部束狭，可以认为属于黑陶系……可以认为，在荆村存有继于彩陶期之后的黑陶器的器物。”而这些彩陶与黑陶器物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所体现的特征。

荆村遗址发掘带来的思考

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及其出土丰富多彩的器物填补并丰富了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内涵。关于荆村遗址发掘情况，迄今为止，仅有当年发掘的当事人之一董光忠先生的《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正式发表过，另外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小史》中亦详细总结了遗迹及遗物，但遗址的发掘报告却因种种原因未正式出版。据卫月望所说：“此批古物，据传当时路经太原时，即被山西当局扣留，现在的山西博物馆尚陈列的有许多件，其下标签上均写‘万泉荆村瓦渣斜出土’。由于发掘报告未能发表，以致这一重要遗址的情况未能正式披露于世。”父子二人均感到发掘报告未正式出版一事确为遗憾。我们单从荆村遗址发掘出土器物来看，其对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性仍是不容置疑的。

荆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如果放到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河三角洲区域来看，意义似乎更为重大。关于荆村遗址的文化特色，据董光忠所说：“由瓦渣斜所发现之新石器时代带彩之陶器，而欲研究其与他各古代文化区有无文化相似之处，能否用归纳方法而研究各区相演之文化系统，俟瓦渣斜发掘报告宣布于世后（约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出版），读者自能一目了然。且易知其与夏县之西阴村（视李济先生所著之《西阴村史前之遗存》），渑池县之仰韶村（视阿尔纳氏所著之河南石器时代之著色陶器）所出陶器代表之文化实为近似。”

“二重证据法”及实际工作中运用的“多重证据法”是考据观点成立的重要方法。卫聚贤由于有科学考证方法的指导，故而成果丰硕。但是在他对荆村遗址发掘之后，直至现在，对出土器物的研究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草就此文，通过今后不断去深入研究，在此领域开花结果，这无疑是纪念卫聚贤这位山西籍学者的最好方式。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