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先民铸造了难以计数的青铜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些青铜器的种类繁多，人像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作为人创造出来的“人”，人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身、自然界以及精神世界的认知，是探讨当时社会、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媒介。

造型与内涵

商周时期的青铜人像造型丰富，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单体人像和人兽一体像。

单体人像的身份大体可分为巫师（神人）与奴隶。巫师（神人）像大量发现于南方，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巫师（神人）像主要有跪坐与站立两种，显示出不同的身份特征或祭祀仪态。跪坐人像体量一般较小，身着短衣或赤裸半身，部分头戴冠饰，举有牙璋或青铜尊等礼器，应是安坐受祭的神像或正在举行仪式的巫师；但反缚手臂的跪坐人像则可能是地位低下的奴隶或战俘；此外，部分跪坐人像出土时有烧烤痕迹，可能是祭祀时的“人牲”。站立人像数量较少但体量较大，人像多髻发，头戴高冠，双手环握举于胸前，应是地位较高主持祭祀仪式的巫师或神人的形象。中原地区如宝鸡茹家庄站立铜人像造型与之大体相同，但无面具，面貌也更似常人。

三星堆遗址 出土跪坐人像 （作者供图）

茹家庄遗址出土青铜男子像（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官网）

宁城南山根出土男女并立铜剑（来源：内蒙古博物院官网）

商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奴隶像形体普遍较小，造型以蹲、跪为主，双手多作背负状，多作为盘、盉、鬲等容器的器足或器物的附属装饰，其身份应是从事劳动的奴隶、仆从、俘虏等地位低下之人。另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刖人”像，如宝鸡茹家庄出土的刖人守门方鼎和闻喜上郭村出土刖人守囿挽车，受过“刖刑”的人蜷缩于门下作为器钮，此类人像流行时间较短，多见于西周时期。东周时期的青铜奴隶像造型出现变化，常见奴隶或仆从手持灯柄、盘柄或头部顶物等形象。

人兽一体铜像可分为人兽相伴和人兽融合两类。相较于单体人像，这一类铜像在商周时期更为常见，青铜容器、兵器与车马器上均有发现。题材上，多见人虎一体形象，如龙虎尊、虎食人卣等。此外，还有人蛇一体、人鸟一体等形象。通常表现为人首与兽头相叠，或某部位形变为兽态（禽态）等，呈现诡异狞厉之感。

关于人兽母题的文化内涵，学界多有争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张光直的“巫觋通天说”、李学勤的“神人合一说”、马承源与何新的“驱凶辟邪说”、巫鸿的“威吓说”、潘守永与林河的“人兽交合说”等。不论其真正内涵如何，人兽一体铜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崇神尚力的思想倾向。至东周时期，这一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骑骆驼、骑马等骑乘动物的铜人像，往日凝重的人兽一体形象逐渐减少，表现日常生活中人与动物互动的场景随之流行起来。

渊源与演变

商周青铜人像的表现形式，可追溯到史前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从岩画以及各类泥塑、陶塑、玉石雕塑可以看出，史前人物形象大多重在突出典型特征，大胆取舍，肆意夸张。这一风格延续至商周青铜人像上，造就了不刻意追求人体比例和细节而着重强调思想内涵的特点。

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商周青铜人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人像的数量与类型均较少，除三星堆有较多的制作精细的单体人像外，其余人像多作为兵器和容器的附件，如剑身末端、匕首柄部以及斧、钺、车器的装饰，形象多较粗糙，造型夸张诡谲，并多与动物相结合。西周中晚期，青铜人像明显增多，形态也更为多样，形象更为写实，单体人像多为跪坐、负重、守门的奴隶形象，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耳部、足部、鋬手等；人兽一体像多装饰在车器、兵器等器物之上。东周时期的人像，形态更加丰富，人物形象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常见的人兽一体怪诞形象被骑乘动物的人像所取代，作为器足与刖人守门的奴隶形象被站立擎物的仆佣所替代，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写实，一改往昔的庄严肃穆之感，而富有生活气息。

这一演变过程，既是时人思想逐渐“祛魅”的写照，也反映了古代中国艺术范式的变迁过程。商代先民认为只有拥有强大力量的动物和特殊能力的巫师才有沟通天地的能力，故而铸造出想象中的神兽与巫祝以沟通天地、神灵。两周时期，鬼神祭祀在政治文化中虽然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实践的重心已经开始转向世俗世界的德行与人事，六礼围绕人的生命过程展开，礼乐文化在本质上也不再是神的他律，而是立足于人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在此背景下，青铜人像的社会功能逐渐超过宗教功能，呈现出回归世俗社会的趋势。

分区与特征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不同，商周时期的青铜人像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大致可分为中原、南方、北方三大区系。

中原青铜人像主要见于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山东、河北等地，罕见单体人像，流行负重、持物、擎物的奴隶像，多见于容器、车器、兵器的附属装饰，比如天马-曲村、闻喜上郭村、翼城大河口、平顶山北滍村、曲阜鲁国故城、枣庄东江等遗址出土青铜器上的负重奴隶像与刖人守门像。比较有特色的还有鲁东南莒国墓葬出土的裸人铜方鼎，六个裸人作为承重的器足，鼎盖上铸裸体男女各一人为盖钮，富有地域特色。除此之外，北京一带的燕国所出青铜人像多以头部为主，而陇东与关中西部则有一些蹲坐捆绑人像和胡人像。

南方多见单体青铜人像，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多发现于山川河流附近的祭祀坑之中。这类青铜人像主要发现于长江流域，可能反映了这一地区存在相近的宗教信仰，但不同地区也有一些差异。长江上游多见单体青铜人像，集中发现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人像以凸目、大手、尖耳为突出特征，身着特殊的衣冠，并融合大量仿生或抽象的动物、太阳、山川等形象。这类人像与神树、祭坛一同呈现的仪式景观，可以视作成都平原“中心祭祀”情景的再现。长江中游常见青铜质地的人面装饰和人兽一体容器，比如新干大洋洲、随州叶家山出土的青铜双面人头像，湘江流域的大禾方鼎、虎食人卣等，人像浓眉披发、鼻梁尖削，耳垂穿孔，服饰为短裤、束腰、窄袖。长江下游吴越和百越地区的青铜人像出现时间较晚，集中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如绍兴坝头山出土青铜鸠杖下部跪坐的人像，人像周身饰有花纹，或许体现了越地“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皖南地区出土有跽座人像和人像形态的器物附件，广东多见人首柱形器，常作为车器、兵器、棺架、杖首、礼器的装饰，或是古代越族人猎头习俗的反映。云南地区的青铜人像出现更晚，形态也更丰富，有单体人像、骑马人像、狩猎人像、人面等，常作为贮贝器、扣饰、仪仗、兵器、工具的装饰。此外，还有手持招魂伞的青铜人像。

北方地区主要指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大致涵盖内蒙古与青甘宁大部分地区、陕晋北部与冀北等地区。北方地区的青铜人像常作为兵器、工具、装饰品的附件，早期多为站立或骑马形象，人像五官粗糙，部分人像右手持物于胸前，头上有尖状铜胄式饰物；部分人像双手合于胸前与颌部连接形成圆孔，意似手持缰绳。稍晚时期还出现二人角斗像、狩猎像、人兽搏斗像、武士捉俘虏像、车夫驱车像等，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写照，这类青铜人像在欧亚草原多有发现。北方各地青铜人像形态较为接近，但面部特征略有差异。宁夏、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所出人像高鼻直贯额间，颧骨突出；东北人像狭面高鼻，颧骨外扩；鄂尔多斯地区人像则圆脸矮鼻，可能代表了不同的人种。

上述三个区系的青铜人像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三地人像均有作为兵器、工具、装饰品和容器附属装饰的情形。但其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原青铜人像常以器物的附属装饰存在，南方青铜人像多呈单体形态或人兽一体形态，北方青铜人像则常见乘骑马匹、人兽互搏等形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大区系人像都呈现出逐渐“祛魅”的趋势，越来越富有生活气息，在题材上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形成了三地青铜文化交流融合的图景，见证了中国青铜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